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确定五大减税领域，将为企业减450亿税负。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减税降费1万亿元，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2018年全年计划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减税降费规模超1.1万亿元。
我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有坚实的基础。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33600亿元，同比增长16.6%，企业所得税23928亿元，同比增长12.8%，个人所得税8127亿元，同比增长20.3%，远远超过GDP与个人收入增速。
当然，减税也要结合财政支出，尤其是赤字水平。因为，有的人认为，如果一味减税，政府收入大幅下滑，相应的支出得不到保障，会引发社会问题。另外有观点认为，企业负担重不仅仅是税负问题，而且是综合负担的问题。因此，需要在宏观方面对社保体制、金融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
这些理由并没有考虑到财政支出是否合理，企业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包括税、费以及社保在内的支出过多，还包括要素成本快速上涨。因此，税负问题的关键是财政支出的合理化，但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复杂，短期内无法解决，通过减税压力可以倒逼财政改革更加快速推进。
我们认为当下急需为制造业减负。制造业是中国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快速创造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争夺的对象，西方国家积极推动“再工业化”，美国为此实施了大幅减税等优惠政策，这给中国带来挑战。
但是，在过去数年，中国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现象，表现为金融、地产等行业快速膨胀，从而大幅提高了制造业成本，承受较大压力。随之而来的是，环保要求的提高（包括环保税的起征）、上游原材料因去产能而大涨等原因，进一步增加了制造业负担。现在，完善社保征收的政策会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带来挑战。
最大的挑战来自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年轻人不断逃离制造业，导致制造业人工成本不断提高，而且这一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构成威胁。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多年以来不断受到新因素干扰，持续、刚性的提高成本，但市场端需求并没有太大变化，由于普遍存在产能过剩，制造业也很难将成本传递给消费者。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成本增长削减利润的做法会影响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者带来议价能力。但这种推算仅仅是理论，因为上游原材料领域去产能的力度更高，也更容易产生价格联盟，提高制造业的原材料价格。
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与产业链优势，因此，制造业竞争力将在一系列困境中得以提升。但这种想法或许没有考虑到现实，产业链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业聚集的结果，但打破它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尤其是产业链上都以中小企业为主，而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
在过去几年，越是制造业发达地区，就越积极推动本地产业的转型升级，并为此采取了一些高标准的门槛，包括提高制度成本与生产成本，挤出一些中小企业，从而削弱长期形成的产业链优势，很可能产生“高大上”的产业集群无法建立、传统产业链优势被打破的风险。
因此，现在急需改善制造业的经营环境，降低制造业成本，防止在转型过程中，过高的制度成本与转型成本导致中国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这是很多经济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的风险，过早过快的去工业化，是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
降低制造业成本，减税是最能立竿见影的手段，因为引起成本上涨的其他因素背后都具有系统性与复杂性成因，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减税的核心应该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的税率。
2016年中国实施了营改增税制改革。今年5月1日，国务院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受惠。目前，增值税税率有6%、10%和16%三档，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2018年将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
我们期待，在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这项改革能够加快落地。让企业对减税力度更有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