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汇丰PMI预览为48.1,为8个月以来的新低,新增订单指数以及产成品库存继续累积显示中国仍处于去产能的周期之中。长期过剩产能让中国经济犹如“带着脚镣在跳舞”，如何才能效消化过剩产能让中国经济 “轻装上阵”?
对待产能过剩不宜“简单粗暴”，而要从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和占领产业竞争制高点的角度，完善落后产能退出的长效机制，优化先进产能输出以及全球资源配置。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还存在体制性过剩，即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
首要的是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干预和控制。1994年财政分权改革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出现明显的“公司化”趋势。所谓“公司化”，指的是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承担企业经营管理角色的趋势，且各级政府与所辖企业形成的类似大型企业集团的利益共同体。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也导致了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这是导致产能扩张的体制性原因。
除此之外，在分析产能过剩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视，就是内部成本外部化问题，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企业利益便利用其在要素市场上的干预能力，以低成本为企业提供要素，造成了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导致资源严重错配，这在国有企业部门经常发生;一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手段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二是地方政府以资本为手段的内部成本外部化。由于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调控的，地方政府对直接融资市场的干预有限，所以地方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主要还是在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市场。三是地方政府以环境为手段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使得原应由企业承担的环保成本，甚至是污染成本由社会来承担。
内部成本外部化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产能过剩与投资冲动并存，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的下降。根据测算的结果，我国投资的产出弹性已经呈下降趋势，由2002年的4.1下降到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本形成效率不断降低。
由此可见，中国式产能过剩更多带有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色彩，因此，治理过剩产能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而要约束有形之手，放开无形之手，释放增长新动力，对待产能过剩不应“一压了之”，而是靠市场化机制分而治之。对于总量型过剩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等传统、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应进一步研究淘汰落后产能的综合标准。探索综合考虑利用能耗、物耗、环境指标与设备工艺技术指标相结合的标准来界定落后产能，突破单一“规模”标准在淘汰落后产能中难以准确地区分先进和落后的局限。对于结构型过剩行业，比如平板玻璃、船舶行业等，由于这些行业还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关键是我们的这些过剩行业都处于低端，缺乏竞争力，因此，应该以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主。对于成长型产能过剩，比如光伏产业、多晶硅、风电等战略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由于国内市场需求尚未被有效挖掘，因此，需要相关政策引导需求的发展，供给端和需求端“双管齐下”。此外，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最后，先进产能应加快海外输出，积极推动“中国基建”走出去。当前，亚非拉美欧都面临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能源、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通过基建产业链上的建筑施工、工程机械、包括高铁在内的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联动实现 “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同步升级。要将产能输出与中国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盟升级版等重大战略，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并形成“新雁阵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