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晚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令上海这座在2014年刚成功举办了亚信峰会的城市哀恸，也给过于自信的政府管理者敲响了警钟。不管事件最终调查原因如何，政府管理者对于外滩人流的事先估计不足以及由此带来一系列防控措施的弱化已是显而易见的。
在讨论这次踩踏事件成因时，也有人把责任归咎到外来人口太多，马上遭到了排外的指责和批评。然而，宏观上看，就是这样一座背负着排外的超大城市，却源源不断的吸引着外来人口涌入。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上海已经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
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对于每天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人们来说，踩踏这样的悲剧似乎还比较陌生，但拥挤这样的常态却已是感受至深。对这里的芸芸众生而言，一天的工作往往都是以挤公交、挤地铁、挤车流开始和结束，而生活在这里，吃穿住用行乃至生老病死，一切的生活因素也似乎变得越来越挤。去个大医院看看病，晚点去往往就没号了，或者至少要排个大半天。生个孩子，妇幼保健院的也要排上很久，甚至想去好的餐厅吃顿饭也必须经历排队的较量。
让我们看看同一天的上海新闻，“轨道交通16号线两座新站龙阳路站、华夏中路站于12月28日开通，开通数日来连续遇到大客流。开通后的首个工作日29日，个别乘客反映，等了7趟才上了车。”有人形容车里简直到了腌咸菜的程度。
而根据统计，2014年12月31日上海地铁全网创下1028.6万人次历史新高，突破千万大关。如人民广场这样的换乘车站，交汇客流量最大的一号、二号、八号等线路，每个工作日早高峰的拥挤程度常常令混杂其间的人们感觉窒息，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悲剧。
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的数据，至2013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15万人，中心城区面积仅占全市9.7％，人口却集聚了全市的52％，建设用地总量已占陆域面积45％，到2020年前，上海未来建设用地规模上限为3226平方公里，不再增加，达到“天花板”。
即使没有外滩踩踏事件像一根巨刺刺痛人们的神经，每天面对的拥挤所造成的负面情绪都可以显示，这座人口近2500万的超大城市已越来越不堪人口压力重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承诺也越来越难。
上海对于外来人口限制相对的较为宽松的，这里是几个超大城市最早实行居住证政策的，只要满足比较低的条件，外来人口及其子女就可享受等同与上海市民的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待遇。
还有一条这两天较热的新闻是在12月29日下午，深圳突然宣布限行限购。然而，上海至今除了对部分高架线路早晚高峰对外牌限行四个小时外，全国各地的车子在任何时间段不需办理任何手续都是可以自由进出市中心的。这在今天到处限行和实行通行证的超大城市已经很难想象。
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很多时候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所有人都有到城市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然而，如果盲目和无序涌入到一个人口资源已饱和和过于拥挤的地方，受害的肯定是所有人。
上海成功举办了如2010年世博会以及今年亚信峰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对于重大活动应急预案和应对无疑是有很多经验的，然而，纵使经验再多、预案再充分、应对再及时，对于宏观的人口压力形势，对于每天一直拥挤的城市运营，对于人口的无序涌入，如果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就会像这次外滩事件一样，不论是对于已经在场的人，对于不断涌入的人，以及管理者而言，场面都可能随时会失控，会伤害到每一个在场甚至不在场的人。
长期以来，京沪等特大型城市面对日趋严重的城市病，一直对严控人口讳莫如深，也不敢施以重手，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口政策不仅关系到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的切身利益，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胸怀和包容。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模式不免引发空间冲突、文化摩擦、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如果不加控制，城市的无序扩展会加剧这些问题，最终侵蚀城市的活力、影响城市生活的质量。
面对严峻的人口压力，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也曾表示，中央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上海将按照2480万常住人口的调控目标，以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居住为基础，严格落实以积分制为主体的居住证制度，抓紧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公共政策，加强社会管理等15项公共政策，切实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市的管理者，如果不能解决好人口拥挤这个问题，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