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10个多月的侦办后，葛兰素史克（GSK）在华涉嫌贿赂案，最终被公安部认定为涉嫌“单位行贿”“牟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但这还远非故事的结尾。这场由单个公司商业贿赂引发的案件，正在演变为声讨外资药企原研药“超国民待遇”的行业性风暴。而假若原研药单独定价的制度被取消，原研药与仿制药之间动辄十倍的价差，也将不复存在。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着主管部门和GSK的下一步动作，这将决定整个原研药市场的走向。”有外资药企的高管如是说。
“行贿贯穿GSK整个业务运营”
GSK商业贿赂案，起底于2013年的“旅行社”风波。
2013年6月，GSKCI（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与其同日被带走的还有GSKCI的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和商业发展事业企业运营总经理黄红，这4人被称为GSK中国的“四驾马车”。
一个月后，公安部网站发布消息称，GSK部分高管在华行贿被立案侦查。据称，令GSK进入警方视线的，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旅行社。2006年成立的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几乎没做过任何旅游业务，而只是和一些药企打交道；蹊跷的是，其年营业额却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案发前的数亿元。正是通过侦查临江当地多家旅行社的异常经营状况，警方牵出了GSKCI及其关联企业存在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
上述旅行社一年数亿元“旅行会议”业务，正是GSK在华行贿链条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据了解，GSK通过组织、赞助各种学术会议，邀请医院人士参加，在给予后者或学术资源、或现金回馈的同时，推介公司的药品。而公司的高管们则在这巨额的会议营销预算中捞取回扣。
新华社报道称，2009年1月GSK外籍高管马克锐就任公司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后，为完成总部下达的高额销售增长指标，在犯罪嫌疑人张国维等人支持下，全面倡导“销售为王”的经营理念，先后组建和扩充了多个销售部门，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并组织各部门在虚高药价条件下，通过大肆贿赂医院、医生、医疗机构、医药相关协会组织等医药销售相关部门及其所属人员推销药品，牟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
在马克锐的经营下，这家公司中国区的营业额从2009年的39亿元上升到了2012年的69亿元。有负责此案的警方人士表示：“葛兰素史克的行贿活动贯穿了它在中国的整个业务运营。”
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GSK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营相关的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客户、大区经理贿赂VIP客户、市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各地。
最新侦查情况表明，2010年以来，因肝炎药“贺普丁”专利药资格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将大量上市，GSK先后实施所谓“长城计划”“龙腾计划”，行贿数千万元，并明确要求医院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停止采购贺普丁（GSK明星肝炎治疗药物）国内同类药品。
或致原研药“超国民待遇”终结
移交检察机关，远非GSK贿赂案的终结。此事造成的影响正在整个医药行业持续发酵，“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更大的风暴。”某外资药企负责政府关系的张铭（化名）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5月14日，公安部网站通过引用新华社报道的方式，公布了GSKCI在华涉嫌贿赂案最新进展，其中已被警方确认的GSK非法行为中，“‘贺普丁’国内售价是部分国外售价7倍”的说法，引发业内关注。
新华社当天的报道提及，“贺普丁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而在韩国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国不到30元，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其出厂价也远远低于中国。”“GSK的另一种药品贺维力也呈现同样的情况：相较于日本的103.5元和中国香港的59.92元，它在中国内地的出厂价高达182元。”
报道将贺普丁等原研药价格虚高的原因归结为跨国药企的“转移定价”和“倒推定价”，即通过组织其财务部门，采取在GSK内部虚假交易的手段，将在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违法所得作为采购成本转移到境外预设的公司结算，并称这是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主要方法。
不过，这种比较的准确性尚有待论证，“这种比较是不妥当的，是拿国内一盒药的价格与国外一片药的价格在做对比。”有医药行业人士随后指出，若按相同的计数单位进行比较，贺普丁等原研药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仍是相对偏低的。
虽然在计算方法上“摆了乌龙”，但GSK违法的事实已确定，有医药行业协会的人士表示，转移定价和倒推定价的方式也确实在不同程度上推高了药价。此次由GSK贿赂案引发的质疑，或将推动有关部门加速取消原研药“超国民待遇”的资格。
所谓“原研药”，主要是指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在我国，目前对于此类药物仍在变相给予特殊定价政策，原研药与同类国产仿制药的价差多则达数十倍。多年来，国内的药企和相关医药协会一直在呼吁取消两者的定价差别。
而据张铭透露，在GSK遭受调查前，相关主管部门曾约谈各外资药企负责人，商讨原研药重新定价一事，但遭遇各外资药企不同程度的抵制。而在GSK贿赂案案发后，各外资药企已收回之前的态度，在观望政策的进一步走向。
“大家都在看GSK的贺普丁和贺维力在受到‘通报’批评后，在定价策略上会不会发生变化。”张铭表示，这也将成为其他药企价格策略的重要依据。
GSK主动求变
身处风口浪尖的GSK，其一举一动难免成为业界的“风向标”。其于2013年年末发布的针对全球销售及营销模式的调整计划，已在行业中受到其他药企的密切关注，其中包括取消医药代表个人销售指标，逐渐停止向受邀演讲和参加医学会议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直接支付费用等。
根据GSK提供的信息，自2014年起，GSK将对直接面向处方医生的销售员工的评估和薪酬体系进行根本性调整。在新体系下，销售员工的奖金计算不再以个人销售指标的完成情况为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将根据专业知识、服务质量、对公司价值观的践行程度、公司整体业务表现对销售员工进行考核。
GSK表示，2014年1月起,公司已在一些国家实施这一新的薪酬方案，预计2015年年初在全球全面实施。
这一调整方案已在中国市场执行。有不愿具名的GSK中国员工表示，自2014年起，公司已推行一套新的薪酬体系，取消“以销售业绩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且适用于GSK直接与处方医生联系的所有销售团队员工，包括医药代表和销售经理。
此外，GSK中国还停止了直接向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个人提供经费参加医学会议，公司将通过独立教育资助途径向上述人士提供教育基金。同时，叫停通过支付费用来邀请专家、向有处方权的医生以及可以影响处方的受众宣讲药品及疾病知识的做法。
“取消销售指标的考核，销售员工的积极性如何保障？”有外资药企高层很想看看GSK能够给出怎样的答案。该人士表示，如今业内绝不是以看热闹的心态在看这件事，而是非常迫切地想知道一个明确的方向。
上述人士称，外资药企一直陷入这样的矛盾中，一方面，商业贿赂的风险和成本太高，既有来自海外反商业贿赂法巨额罚款的风险，又有来自中国反腐力度加码的压力，公司层面真心实意地在追查商业贿赂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员工迫于业绩压力，又在不断尝试行贿的新路径。
“取消销售员工的指标考核确实是一个防商业贿赂的好办法，但又有可能将公司的竞争力置于不归之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