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小偷都是‘博士盗版者’。他们都是高端人才，在外国公司的科研部门，或像化工制药公司这类科研企业中的重要职位工作多年，掌握核心技术。接着，反水。”在2013年的一篇报道中，汉弗莱就称，中国活跃着“一个偷盗的知识产权交易黑市”，“中国的专利增长很快，但大部分专利内容来源都值得怀疑”。
2011年，中国《财经》杂志也曾援引汉弗莱的话称，“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规模较小，也没什么名气，但他们在中国有许多本地资源和关系，在伪造财务账目时容易得到相关资源和关系的协助，比如，拿到的虚假存款证明单等。”
颇为讽刺是，按中国司法部门的认定，汉弗莱如今成了他口中的“小偷”。
据官方披露，2013年7月，汉弗莱与虞英曾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被批准逮捕。2014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将此案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对此，新华社报道，经依法查明，2004年，汉弗莱、虞英曾在上海注册成立摄连咨询，先后招聘10余名员工开展公司业务。虞英曾同样出生名门，《金融时报》去年透露，“她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科学家，曾参与中国的核武计划。”
“2009年4月至2013年7月，两人通过摄连咨询接受境内外客户委托，对近千家公司和大量公民进行所谓‘调查’，非法获取公民的户籍信息、家庭成员背景、房产车辆信息、出入境记录、通话记录及企业的工商档案等信息资料多达数百条，并据此制作‘调查报告’高价卖给委托客户，每年获利数百万元。”检方披露，“这些信息资料或是他们以每条800至数千元不等的价格非法购买，或是以跟踪、偷拍、冒充、潜入等手段获得。”
办理该案的检察官介绍，汉弗莱、虞英曾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性“都是明知的”，“2013年之前，两人向北京的刘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其后，刘某因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被北京警方立案侦查。两人在知晓此事的情况下，转而向上海的蔡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虞英曾则供述，2004年以来，其公司受客户委托做过700余个调查，每个调查收费几万至数十万元不等，需要购买调查对象个人信息资料的约占30%。“为了不让员工知道这些贩卖信息人员的情况，他们都有英文代号。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些都是我们所掌握的资源，不会让员工接触”。
GSK的“案中案”
就像电影剧情的推动总要有“爆点”或“利益冲突点”一样，在外媒看来，汉弗莱最大的新闻点实际上在于他和GSK，及与2013年沸沸扬扬的GSK中国行贿丑闻之间的关系。因为，去年7月，他和他妻子出事时，GSK的中国丑闻正处于不断发酵的状态。
综合之前的信息，至少一开始，当汉弗莱、虞英曾被上海警方拘留时，外界可能还没想到他们与GSK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截至目前，中国官方也从未承认是以汉弗莱为突破口，获得了当初GSK在中国行贿的有关信息。
中国有关部门去年发布的官方信息是，“2013年初，公安机关对旅行社行业经营异常情况进行分析调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警方发现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等相关旅行社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GSK中国公司也牵涉其中，同样存在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因此，去年6月，公安部才部署上海、长沙、郑州等地警方负责侦办此案。
然而，通过近期外媒和中国官方披露的公开信息，汉弗莱与GSK之间还是扯上了关系。
据了解，委托汉弗莱公司进行调查的客户主要是在华大型跨国公司，包括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机构，他们要求调查的对象包括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在内的16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客户委托调查的对象，我们不仅要调查其自身的背景信息，还注重调查他们的关系网。”汉弗莱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