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过，如何处理政商关系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棘手的话题，其背后是精巧的关系拿捏。王石说，他曾经胃不好，每天都胃出血，就是因为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据中国企业报的报道，政治问题，居然成了更敏感的问题。如何搞好与官员的关系， 成了商人们最大的烦恼。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表示，“企业家也是公民，也会关注公共的话题。比如，当我了解到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期间很多违反法治原则的做法，对于企业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薄谷开来杀人、王立军出逃，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
“离不开，靠不住”
他认为，从重庆事件来看剥夺的不仅仅是资产，还可能是你的生命。从重庆事件包括很多强拆事件来看，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担不担心的问题，而是没有根本解决。
王石认为，现在是三种力量，一种是政府的，政府非常强大，第二是企业，第三是社会。相对而言，最弱的是社会。政府允许开放的社会，企业家更多的是在社会中扮演角色，企业家担任政协委员、人大委员，个别企业家进中央委员会的人可以在政治上扮演更多的角色。但我觉得企业家更多是在社会上尽责任。这是社会的担当，应该这样去做，首先扭转社会对企业家群体的歧视或者不正确的看法。
政商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清末民初的一位实业家曾以六字微言道破此中奥秘：“离不开，靠不住”。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证社会秩序，为商业纠纷提供裁决平台，自然是离不开的。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环境下，政府作为资源主导者，企业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政府承诺无法替代法律法规
在中国式的宏观环境中经商，不仅需要纯商业思维，更需要有把握政治和政策走向的智慧。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中国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的公共环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市场。他主张企业家要从组织间关系、公共环境、社会文化、政策演进的角度关注企业管理。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导向往往决定了资源的走向和购买力的转移。企业想得到更多的政府资源，就应该分析政策走向。
农民企业家吴仁宝曾直言不讳地说：“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在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每天晚上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从中揣测政策风向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公开，吴仁宝当夜召集开会，预测中国经济将再度高速成长，于是决定囤积钢材，狠狠地赚了一笔。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宋学增表示，一般来说，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是一种公权力行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承诺就能替代法律法规。同样，政府官员虽然是政府行为的实际践行者，但只有在他代表政府行为时才具有权威性，否则就是纯私人行为。因误解这种区别而导致的悲剧着实太多。顾雏军在庭审中曾申诉，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他之所以犯法违规也是因为有政府官员的许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对他行为的定性。
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
多年以前，50多位企业家聚集北京华润饭店，抗议某高峰论坛主办方利用有领导人出席的名义收取赞助费。主办方想利用企业家们要和领导人握手、合影之机来挣钱，可领导没来，最终反酿成退款闹剧。不难看出，在不少企业家心中，攀上高官，即便是形式上比划比划，也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私底下真正有些往来，那更是无上荣光了。
“当前国情决定了政府在事务决策中占主导地位，企业家试图剔除商业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说，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呢?对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技巧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