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江被迫放弃了曾经为公司带来年产值8000万元的双黄连注射液。
“一把辛酸泪。”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对停产感到愤怒而无奈：“每支20ml的双黄连注射液零售最高价格仅为1.8元，而我们的成本几乎是这个价格的两倍。”
因为亏损，这个香港联交所市值最大的中药企业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关闭了其在成都的双黄连注射液工厂。这期间，李振江还减量生产曾经在“非典”期间立功的板蓝根颗粒，停产了消暑良药藿香正气水。
几个月以来，神威药业采购部经理周林都没有勇气到李振江面前汇报工作，因为她只能带来坏消息——原材料涨价。负责公司市场事务的张特利带来的消息更揪心，在刚刚结束的竞标中，中标药价相比去年再次大幅降低。
与神威药业同在石家庄的华北制药是青霉素注射液的主要制造商，销售经理章琳飞快地按着手里的计算器，上个月仅为四川配送的青霉素就亏损100多万元。
双黄连注射液、青霉素等这些基本药品，即使神威药业、华北制药停产了，还有其他厂商生产，在医院和药店中仍可买到，但有些药因为廉价可能永远消失了。
北京通州区的国医康药店，王利珍以近乎乞求的语气对店员说：“能不能再帮我弄些甲巯咪唑，我多买一些。”因患甲亢，这种100片售价1.9元的药品她吃了很多年，但眼下她跑遍了周围60多家药店，得到的回答都是：“对不起，没货，厂家不生产了。”
非那根、回苏灵、银翘冲、维脑路通、甲巯咪唑、七珍丹这些老百姓几乎脱口而出的廉价药已经很难在药店找到。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有500多种，短缺的已高达342种。
2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国消费品工业工作座谈会上提出2014年的六大重点工作中，其中之一就是加强食品诚信体系建设和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组织基本药物定点生产试点，保障低价药的生产供应，并指名道姓地强调对象是“甲巯咪唑等低价、短缺小品种药”。低价药的生产供应问题提到了国家层面，低价药的市场缺失已经成普遍问题。
疯狂人参
参麦注射液50%的成分是人参。这种针剂在临床用来治疗休克、冠心病。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可生产该药品的7家药企中，神威进入列表并已经生产了10年。
周明霞是神威药业的中药采购总监，去年9月，她再次来到抚松县采购人参，一次性备够集团生产全年之用。
抚松县位于吉林省白山地区长白山麓，因富产人参被称为“人参之乡”。该县官方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全辖除4个国营参场外，有18个乡镇村种参，人参种植面积1133公顷，占全县耕地面积7%，人参产量1107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
人参的生长周期是6年，价格呈波浪式变化。2012年鲜参是每公斤40元，这一价格到了2013年涨到70元;以鲜参为原料生产的红参在2012年是每公斤340元，到了2013年涨到700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些变化让周明霞始料不及。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
周明霞原本做了涨价应对。2012年5月，她向参农预付了10万元的订金，签订了人参供应协议，结果在飞速上涨的价格面前，参农违约。更重要的是，市价完全超出集团年初制定的采购预算。
抚松长白山人参市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仇淑芳告诉记者，自2009年起，人参的价格一路上扬，到2013年底已经翻了6番。
周明霞不得不返回1400公里之外位于河北栾城的集团总部，在请示并确认最终采购方案后折回参市。
9月是鲜人参上市的时节，这个闻名全国的人参交易市场也改为昼伏夜出的另类模式，交易在夜间进行，天亮结束。原因很简单，白天参农要进山挖人参，卖人参只能在夜间进行，而且当天销售人参水分含量高，能卖更多钱。
下午五点，天逐渐黑了下来。周明霞换上了在石家庄2个月后才用得上的厚毛衣，打着手电，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参采购工作。
各家都在市场上圈了一块地，农民们挽起袖口，开始了一年中最重要的买卖。秤砣子、麻布袋子、甩泥的、撑袋子的、办款的这个多年形成的市场早已自成规矩。
“75!”周明霞志在必得地喊出了她颇为自信的价格，这已经比之前了解到的均价高出了5元。“76!”旁边的一个瘦小伙喊的声音更高。又是“五毛钱”。
“五毛钱”是大伙私下里给一个广药采购人起的绰号，他最擅长在别人谈好价钱即将成交的时刻再涨钱，习惯上是基数加0.5元~1元。随着人参价格飙涨，“五毛钱”越来越多了，周明霞已经对此见怪不怪。
情急之下，周明霞只好再次上调价格，以每公斤76.5元的价钱成交。
新挖的人参附着了大量泥土，为了减少折损，周明霞请了人将泥土甩下来并支付买袋子5元的费用。把甩好泥的人参装袋同样也是5元，这似乎是人参市场特有的现象。多年形成的市场已经开始走向专业分工，而各司其职带来的便利背后是不断上涨的成本。
一个月的紧张忙碌后，周明霞完成了采购任务，仔细核算后发现，这次采购支出比原计划高出了五分之一。
不止人参。在四川，麦冬(参麦注射液的另一种主要生产原料)的价格也大幅度上涨。此前，周明霞曾以每公斤17元的价格采购过，彼时已涨到60元。
这种一年生的药品，在神威药业的供应是有保证的，其在四川三台县建了一个生产基地，这虽能保证供应但也无法改变成本上涨的事实。建厂以来，加工药材工人的日工资已经翻了3倍。现在的情况是，日工资低于100元，在农村已经找不到年轻劳动力，即便是留守的不完全劳动力，一天也要70元的工钱。而这种原材料集中种植基地，神威已经在甘肃、张家口等地建设了数个。
与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ml的参麦注射液从2013年6月开始在贵州执行最高限价2.75元/支，这个价格是2010年同地区的三分之一。
“原材料一直上涨，药价又不能上涨，参麦注射液可能也会停产。”周明霞有点担心。
这不是危言耸听。2009年，板蓝根价格急剧上涨以后，即使不加辅料和所有附加值，神威生产板蓝根颗粒的原料价也比四川蜀中产的板蓝根市场价高。周明霞向集团建议减量生产，因为早在板蓝根原料只要9元一斤的时候，神威已经不能与当年红极一时的四川蜀中板蓝根竞价了。
紧接着，神威板蓝根颗粒在全国各省药品招标中全面丢标，集团板蓝根颗粒不断减产，直至产量仅维持向药店少量供应。
2011年5月，四川省药监局对蜀中制药广汉生产基地进行了日常检查，发现生产中有违反药品GMP相关规定的情况，板蓝根和复方丹参片两条生产线涉案，其中板蓝根颗粒一药中最主要的板蓝根一味被苹果皮代替。随后，蜀中被责令停产整顿，中药生产线GMP证书被收回。在蜀中制药前一年20亿元的销售额中，中药占70%以上。
板蓝根颗粒并非是神威最悲催的品种。拿到国家批文的复方丹参片，因成本上涨根本没有生产;香丹注射液，因为原料黄花梨稀缺而涨价，如今也可能被淘汰;六味地黄丸、甘草片等药品，如今神威都在减产。
此前几个月，神威采购部经理周林都没有勇气到领导面前汇报工作，因为她能够带来的是清一色的坏消息——涨价。同样感觉难堪的还有负责市场事务的张特利，他带来的消息更揪心，在新一次的竞标中，药价在去年价格基础上又降低了。
放弃青霉素
周明霞办公室的40里外，在华北制药有点低矮的销售部办公楼里，章琳飞快地按着手里的计算器，她在华北制药从事药品销售工作，和周明霞虽然同处医药行业，但是两人分属产业链的两端。眼下，同城的她们成了难友。
看着一批批药品被装车，章琳甚至想下楼去拦截即将开走的货车。这绝非一个正常销售人员应有的想法，只有章琳及她的同事们知道，一车车运走的药对华北制药意味着什么。
这家以生产中国第一支青霉素闻名全国的药厂，80%的产品都登上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这种本该令人嫉妒的产品结构带来的却是难以承受之痛。
章琳的记忆中，在从事食品行业的同班同学面前，销售青霉素等治病救人的基本药物曾经让她颇感荣耀。
2010年后，一切都变了。这一年8月，安徽省出台《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实施方案(2010年版)》，其中提出双信封招标模式。这种方式要求投标人将投标报价、工程量清单和合同用款估算表单独密封在报价信封中。在这种模式里，低价几乎成了唯一的评判标准。
第一次参与这种模式招标的华北制药由于担心低价中标无法带来利润，有些审慎。结果在安徽省当年的招标中，华北制药参与竞标的几十种产品仅有一种中标，其他的产品全军覆没。
安徽模式成功推行之后，四川紧随其后，其他省份纷纷效仿。不中标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在这个区域市场销售，眼看失去了安徽市场，华北制药急了。为了不再继续失去市场，华北制药决定在四川的招标中报出最低价格，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中标。
同年10月，章琳接到来自四川省招标办的通知。之后，她与同事们开始挑选投标的品种。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挑选，确定了投标目录。
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不计代价的厮杀。
新年过后，四川省招标正式启动。章琳清楚地记得当她看到系统里80万单位的青霉素投标价只有0.27元时，她下意识地紧张了一下，以为填错了。但很快她就明白了过来，没错，就是这个价格。
0.35元的成本价在业内已经几乎透明，0.27元中标等同于自杀，但他们没有选择。
准备好所有的招标资料后，华北制药不出意料以最低的价格成功中标。失去了安徽市场以后，华药将四川市场握在了手里，但章琳却没有往日开疆扩土的兴奋感。
按照中标价，仅青霉素一种，如果每月为四川派送1000件药品，华北制药将亏损超过100万元，这个数额是华北制药40个员工一年的薪水总和。
华北制药别无选择，如果不去参与低价中标，且不论多年来拿到的市场份额将丧失，仅生产线维护费及工人工资就让企业不可承受其重。
上一轮招标至今已经过去近3年。3年里，生产药品的成本持续上涨，药价却不能调整，章琳只能眼看着亏损越来越多。50多年前，华北制药生产青霉素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而今青霉素却成了企业的负担。
3年中，章琳不只一次想，一个感冒的患者每次用一支青霉素只用0.3元，而喝一瓶矿泉水的价钱都由1元涨到了2元。“药比水还便宜，你能想象吗?”
即便如此，华北制药依然不能擅自调高价钱。
章琳开始期盼新一轮招标，因为那样就可以不用以亏损价格持续供药了，但是她又怕极了招标，因为她不知道新一轮的招标会不会让企业亏得更多。
华北制药只是众多药企命运的缩影。“不中标是等死，中了标就是找死。”章琳说。以青霉素起家的华北制药，如今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真的要放弃青霉素吗?“我们不可能放弃。”
各省新一轮药品招标逐渐展开，在较早启动的部分省的基本药物招标中，华北制药在山东弃标青霉素。
这个消息让业内震惊——作为全国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基地，华北制药竟然选择了淡出舞台。
面对招标中的恶性价格竞争，企业怎么办?生产廉价药还能亏损多久?作为第一轮招标中的最后一个地区，北京的招标规定给了企业希望。
北京基本药物招标采用三大中标指标，最低价和综合得分前两名的企业都有资格中标，得到在北京市场销售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各地区的唯低价原则已经让药企喘不过气来。六味地黄丸、复方丹参片、氯霉素滴眼液，红霉素，这些价格低廉的基本药物由于亏损太多已经逐渐在市场上消失。
药品加成
面对严重的亏损，华北制药、神威药业做出了相同的举动，对廉价药不再投入，渐渐减产甚至关停部分生产线。
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是，华北制药等企业苦苦支撑生产的廉价药销量正在逐渐下降。2010年以来，青霉素全国使用量正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递减。
是谁拒绝了青霉素?众所周知的是，在医药流通市场，医院占据了药品销售量的70%以上。另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行情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弥补医疗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制定了“以药补医”的医疗体制，允许医院加价销售药品给患者。
几十年来，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加价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看病贵问题。为了解决医院无节制加价问题，200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对药品价格实施最高零售价管理，同时规定“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销售药品，以实际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15%的加价率作价”。
当加价比例被明确规定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医院趋向采购高价药，药价基数大，加成绝对值就大，医院赚取的利润就更多。手握处方大权的医院为了获得更多的加成，转而使用高价药。
最明显的对比是，针对同样的病症，医院销售一支不到1元的青霉素和20多元的头孢，加成利润相差几十倍。有数据显示，三级甲等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据医院总收入的50%左右，二级医院这一比例更高，这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明显的利润差异下，廉价药进入医院，最后到达患者手中的道路变得更为曲折。
“谁当院长也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王发强的声音有些大。这位武警总医院前院长坚信，是盈利把医院逼上了开高价药的不归路。他讲了一个通俗到“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逻辑：国家只承担不到30%的医院运营经费，医院的检查、手术、诊断等医疗服务不足以养活自身，剩下的只能靠市场手段去赚得，药品加成是唯一可选的方法。
王发强之前任职的武警总医院因属军队序列，所需费用国家给予基本保证，这使他有点庆幸，起码自己没有衣食之忧。
然而其他医院的院长就不如王发强这么幸运了。在北京国际饭店一楼的会客厅里，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告诉记者一个现实，公立医院80%的收入都来自于医院自营，财政对医院的拨款少到连基本的生计都无法维持。
资深医药人或许都明白一点，廉价药并不意味着疗效廉价，与医生开的高价药相比，疗效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我的孙子感冒了，我一定先给他用青霉素。”王发强肯定地说，“十多年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药价虚高和虚低并存，不少药品的价格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而‘唯低价是取’的药品招标又让不少药品的中标价虚低严重，影响供应和质量;公立医疗机构药品供应体系混乱，商业贿赂盛行，大处方、滥用药十分严重。”
201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提出公立医院改革将取消药品加成。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北京市仅在友谊医院、儿童医院等5家三甲医院试点取消药品加成，这不足北京三甲医院总数的十分之一。
“低价药目录”试点
在3月4日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中国医药行业24家协(学)会共同举办的2013年第五届“声音·责任”医药行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医药界代表、委员们及行业协会联名呼吁：取消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归还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权和定价权。
这份联合建议指出：“招标本来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比较好的市场化采购方式，但目前我国政府包办的药品招标政策严重异化，成为药品进入市场所执行的‘二次行政管制’，实质上是把药品进入医疗机构使用的正常市场行为变成了行政审批，并且同种产品不同区域(省、区、市)年年审批一次，招标主管部门成了药品领域的最大审批权机构。这一事与愿违的结果是因为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问题。”
联合建议认为，取消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归还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权和定价权主要好处有：一是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医药企业无需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违法竞争，只需以质量、品牌、规模、创新和价格开展正常的市场竞争;三是有利于提高医药行业的集中度，规范医药购销秩序;四是有利于药企集中精力和财力进行药品研发与创新。
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联合宣布，组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定点生产试点”，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企业定点生产用量小，但临床必需的基本药物，规定统一的医疗机构采购价格，保证定点生产企业合理盈利。3月10日，安徽省物价局在官网上挂出该省首批廉价药品目录，其中327个品规全为基本药物，标准为日均费用西药不超过1元、中成药不超过1.5元。有人认为这是全国版“低价药目录”的试点，不少药企也对此寄予厚望，以期改变廉价药不断消失的现状。然而，廉价药消失的背后，是在医药这个特殊行业里，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互补互斥，行业利益与职业准则的你进我退，要真正改变廉价药的命运，一纸规定还远远不足。
王发强：让公立回归公益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医药行业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医改是否成功，廉价药为什么消失了?不合理招标让药不聊生等一系列话题写上了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直呈相关机构。
医改进入到深水区，在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无论制药厂还是廉价药抑或新医改路径，都脱离不了医院这一个核心。为此，《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专访了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王发强。他曾荣获“全国医院优秀院长”担任武警总医院院长多年。
CEI：现在医保情况变好了，但看病难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这是为什么?
王发强：在中国看病难吗?社区医院、县城医院看病不难，空空的没多少人;301和北医这些医院确实是有些难，为什么难?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合理利用。感冒风寒这些过去乡村医生处置都绰绰有余的病症，现在也在301挂专家号诊治，而且全国的患者都往那里跑。
CEI：另一个问题，虽然医保全覆盖了，但看病贵的问题也没得到解决，医保报销后患者还承受不少的药费，很多人感叹便宜药品越来越少了。
王发强：按照道理，应该凭医疗需求合理用药，但是现在国家对于医院的投入严重不足，医院需要盈利来维持运转。医院靠什么盈利?两部分，一部分是药品提成;另一部分是检查费或者诊疗费。先说诊疗费，现行的定价机制下的诊疗费太低，比如针灸，这是公认的技术活，但是现在是按照针灸的穴位来算，一个穴位5块钱，刚入院的医生这个价，60岁的老专家也是这个价。一个阑尾炎手术2小时，做完了收费30块钱，半小时做完也是30块钱。医生诊疗病情这个本来含着巨大价值的技术反而很不值钱。
在北京一些大医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模式。有些医院有超过5000张床位，还在扩张，为什么呢?因为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扩床位就要医护人员，一所5000名职工的医院可能事业编制就200人，国家不给钱，还需要发工资，就只能去市场上赚钱。
剩下的只有药品提成，利益的驱使显而易见：医院要赚钱，用高价药，医院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使得部分低价药品用量逐渐减少。另一个忽视的原因是患者因素。在公费医疗这部分，医生如果不开贵的药，患者是非常不满意的，抱怨有好药不给我开，给我一堆便宜的。事实上，比如说治疗咳嗽，甘草片很好，也便宜;一些糖浆很贵，而枇杷露不一定就比甘草片强。抗生素更典型，一支上千块的抗生素就一定好吗?医生都不会给家人用最好的抗生素，都是从低级开始。那些高价抗生素实际上是给用基本药物没有效果的患者使用的，如果先用最好的，以后就没可用的了。
在医院里，很多便宜药品还是有的，如果患者提出来，你给我治病就行，别开那些贵的，我想医生绝对不会开出来。
CEI：有人说应该把公益的和盈利的部分分开，你怎么看?
王发强：这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解决办法是合理分配医疗资源。
在体制层面，国家应该为不同类型的医院设立标准，哪些是社区医院，哪些是公立医院，哪些是私人诊所，国家应该对全社会的医疗资源进行统筹管理，引导不同的患者去不同的场所就诊。公立医院应该广覆盖，满足大家的基本医疗，盈利医院做补充，患者有特殊需求，那就去私立医院。把医生岗位都做成公益性，国家付钱。不要让他赚钱，这样他就合理用药，合理治疗，问题就解决了。
CEI:怎样保证低价药持续供应?
王发强：实际上还是要把医院这头卡死，医院回归公益，基本运营的费用国家出，医院不靠药品获利，能够保证合理用药。只要把利益驱使抑制了，那就没猫腻了。
另外，对于部分需求量少，但是确实有必要存在的低价药品，国家可以安排定点生产，在剖析清楚成本的情况下给予合理的补贴，来保证合理的供给。
施耀忠：药品问题不能全交给市场
廉价药逐渐消失的背后是企业、医院等各环节共同造成的结果，而背后更深层的则是医药体制蕴藏的种种弊端。
在十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民建海南省委会主委、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针对廉价药提出相关提案，3月8日，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专访时，对廉价药的消失和复苏进行了解答。
CEI：你是政协会议上第一个做此提案的委员，为什么你会提出这个提案，又是怎么关注到廉价药的?从关注到形成提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施耀忠：廉价药这个问题是一个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我们对医药一直都在关注，作为民主党派，在海南，我们的党派中有人在药监局工作。以前我们关注医药的储备问题，主要是面对一些自然灾害和特殊储备。
去年，我们召开的参政议政会议，决定提出廉价药的提案，我们想推进廉价药问题的解决。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一个问题，廉价药的数量尽管是三四百种，但是这些药却可以解决用药的大问题。
几年前，人大有一个调研数据，是对12个城市的三甲医院进行调查，发现消失的廉价药数量已经高达342种，这个数据很惊人。如今，这个数量在与日俱增。我个人也逐渐感觉到很多经典的便宜好药，慢慢都买不到了，因此我们决定去做这个提案。
经过对提案的筛选，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调研小组，在海南省走访医院和相关部门调研，这项工作工作量大，专业性强，我们主要是在省内进行调查，经过几个月的收集资料，在去年12月到今年的1月之间，我们形成了这项提案。
CEI：通过这段时间的调研，你和你的调研小组认为廉价药是怎么一步步逐渐消失的?
施耀忠：通过调研，我们认为廉价药的消失是由三个主要原因导致的。
首先是定价机制。现在我们的定价机制不是根据企业生产的原材料、人工成本而定。这些年，随着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逐渐上涨，企业生产的成本已经比之前高出很多，但定价机制并不是以此为依据。
其次是以药补医的体制。如今国内的医院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药品收入来维持医院的发展，维持医生的收入，这个体制直接导致了药价上涨，低价的药在医院越来越没有销路，进而导致廉价药的消失。这个体制是一定要改变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招标采购的体制。如今招标是低价中标，价格低是最主要的考究依据。但是对医药企业来说，即使中了标也不一定能进入医院，中标仅仅是销售的前提，中了标以后，企业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比如公关，才可能进入医院进行销售。
企业生产廉价药的积极性不高，医生不愿意开低价药，这就让越来越多的廉价药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CEI：为什么会有以药补医的情况出现，这种医药体制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又该如何解决?
施耀忠：医生开一种药给患者，医院可以得到15%的提成。如果这种药卖到10元，医院就能提1.5元。同样疗效的药，有卖100元的，医生肯定会选择后者，因为医生也要生存。
实际上，医院也有医院的难处，改革的难度也在于此。大部分公立医院是财政拨款单位，而财政的蛋糕就这么大，真正到了要分蛋糕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今的公立医院如果仅依靠财政拨款，无法解决基本生存的问题。
医生作为高学历人群，理应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以药补医就出现了。国内很多公立医院，8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自营，药品是医生的大部分收入来源。差额拨款，就必然要盈利。
体制的问题不解决，廉价药就不可能消失。政府应该主导这项工作，对公立医院进行管理，但是不能全部拨款，应该对医院进行一定的区分。保证一部分公立医院是保障性医院，保证老百姓基本的看病需求，而另一部分则要走向市场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改变了这个体制，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看病的基本条件也能得到保证。
CEI：按照你的说法，解决医药体制问题需要政府去努力，实际上政府在医药体制改革方面也下了不少的工夫，为什么依然没有太大改观呢?
施耀忠：在廉价药市场上，政府应采取措施是让廉价药渗透下去。这需要政府调控，建立补贴机制、保护机制。比如药品该怎么定价，靠医院自身很难解决的，必须要靠政府的力量，通过体制机制解决。
如果医保目录里，80%的药都是廉价药的话，不仅解决了医保的费用，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药品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解决，所有关乎民生的问题都不能。比如粮食，涨价涨得太快，中产阶级可以承受得了，但是大部分老百姓是吃不消的。药也是这样，现在的小朋友生病根本买不到便宜的药。最基本的眼药水氯霉素，以前一元钱，现在都需要几十元才买得到。
再者，现在的药涨价涨得不健康。导致很多时候看病不是对症下药，如果是对症的话，很多都是可以用廉价药替代的。
CEI：我们注意到很多药企也关闭了廉价药生产线，这个环节应该怎么解决?
施耀忠：对于企业来说，廉价药是不赚钱的，甚至会亏本。企业都要赚钱，如果生产一种药没有利润，企业当然不会愿意。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改革，就应该从生产和供应角度共同改革。
政府去主导。政府应该选取一部分定点企业生产廉价药。将那些综合实力强、药品质量有保证、口碑好的大企业选取出来作为定点生产企业，淘汰那些滥竽充数的小企业。
对于定点的企业，政府要给予相应的补贴，维持企业正常的成本。原材料的价格和人工成本都在涨，生产、流通和销售都要分一部分的利润，如果不调整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就没有盈利可言，企业也不会有积极性。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相信企业是愿意生产廉价药的，最起码，符合要求的大型药企是愿意生产的。虽然可能没有利润，但却是企业的无形广告。被列入定点企业，是企业树立社会形象的好机会，也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这对大型药企来说很重要。
CEI：你认为提案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吗?你个人对于这件事的期待怎样?
施耀忠：我希望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制定。相关的政策要落地，廉价药的保护和发展一定要明确。一定要确保生产、供应、保证各环节的运行。老百姓看病吃药贵的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廉价药的案子能解决，将会大大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减轻医保的压力。
其实廉价药这个问题一直有人提，现在越来越迫切了。五年前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五年后一般都可以解决。希望廉价药问题也能借助这些体制机制，为廉价药的生产创造条件。
另外一点很重要，我们还有很多的药是换剂型、换包装、换名字，然后就涨价，这很不合理。
CEI：一种新药的注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审批，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换名字抬身价的现象?
施耀忠：实际情况根本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氟哌酸换成诺氟沙星就涨了不少价钱。其实就是换了个名字。
虽然新药注册的程序很繁琐，但是是有弹性的。如果你没有关系，可能确实要花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有关系，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有人在一年之内弄了几十种新药。这种情况很常见。
CEI：你认为，廉价药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吗?相关部门对于此事的态度是怎样的?
施耀忠：国家发展到现在，很多问题都要重点解决，只是要看解决的条件有没有成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就是医疗体制改革是否解决了。
我们在省里的提案里说得特别详细，现在拿出来的是比较精炼的内容。在海南，我们提到医院的药店应该取消掉，医生负责看病，将药单开给患者，患者自己去购买。如果能解决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人在问我，能实现吗?我觉得可以。
先做试点，再一步步的去推进。现在已经有一些医院在改变了，这样改革下来，老百姓整体花的钱就减少了。
李振江：改革方能保住廉价药
没有人会比制药企业更清楚廉价药消失的始末，神威药业生产廉价药多年，也切身经历了板蓝根在其生产线上消失的全过程。不同于舆论提起廉价药消失对于药企的不满，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对于廉价药的消失感到愤怒且惋惜。3月12日，李振江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的专访时，用一把辛酸泪形容了他对廉价药不断消失的感受。
CEI：在今年“两会”上，你提到廉价药问题并认为廉价药目录应该尽快出台。为什么你如此关注廉价药?神威药业近年在廉价药方面是怎么做的?
李振江：有的廉价药我们是赔钱去卖的，比如神威的复方丹参颗粒、脉通软胶囊，后者的招标价一直是4元，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生产药的原料价格和成本都在提高。一方面是很多原辅材料大幅度涨价，另一方面员工的工资也在涨，过去5年，我们的人工成本翻了一番。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品还得降价，所以神威很多药在赔钱卖，而且赔钱也要卖，但是赔得多了，对不起，我不能卖了。我有一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产假，不能欺骗老百姓。
CEI：神威生产了多年的廉价药，这些年一直在亏损?
李振江：参加基本药物招标以前不亏。为了企业的生存只能参与招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不招标前还比较好。但是招标后，竞标企业，尤其是生产同一产品企业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招标的确把药品的价格降下去了，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很多很好的药都没有了。我们都知道这些药好，便宜、疗效不错，但是企业不赚钱。对于神威来说，招标以后确实亏损变大了。
基本药物招标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恶性竞争出现后，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ABC三家企业同时投标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不是A的主产品、也不是B的主产品，但可能是C的主产品。AB企业就是要把C干掉，你出1元，那我定0.9元，你定0.9元我就定0.6元，干掉C。反正A和B企业不生产了，C企业这种药就死掉了。这就是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固然没错，但是执行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些企业招标以后不去生产，相关部门管制也不严格。一般来说，企业中标后不生产，一两年内不可以再继续参加招标。但是实际情况是，招标之后，企业的下一步会怎么做都不一样，提出价格太低没办法生产等，这种情况没办法管制。
出现恶性竞标是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导致企业没有利润，也和中国的药太多有关。
CEI：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弊端?廉价药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
李振江：基本药物要重新规划。什么叫基本药物?我认为，第一是多家生产;第二是价格标准要低廉。什么是低廉药?这需要把廉价药目录制定出来。很多好药老百姓买不到，为什么?因为医疗改革不成功。
现在医院都是以“药养医”，政府给医院的投入远远不够，医院要发展，医生要生存，就要靠药来养医生，如果没有高价药，医院和医生会很不习惯。
因此，第一步是尽快出台廉价药目录。这一点，我们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来了。出台的廉价药目录中应该规定，日服药控制在5~6元一天，西药3元一天。另外，基本药物不要招标了，在医药市场上，应该去认品牌，当地需要这个药，认这个品牌，就买这个药。
为什么医改这么多年却没有成果，老百姓看病动辄几百、几千元。因为低价药，也就是所谓的基本药物没有了，而一些应该便宜的药价格都定得很高。
对于药物，首先不要看价格，而是要看药品本身的疗效。现在的市场上，会有几种药是同样的疗效，但有些价格高、有些价格低。如果高价药没有特殊原因，就不应该卖高价。
我认为药品应该价格统一，当然我提出这个说法会有很多企业反对，但是我一定要推进这个事情。对于药品来说，两种药在疗效上是一样的，就应该规范价格。当然，独家药在上市之后应该得到剩余利润，药里面加入了特殊成分，可以另当别论，但是利润超出一般水平就应该去规范。
CEI：对于出台低价药目录，你怎么看?
李振江：2007年以来，国家价格管理部门对中成药价格虽然一直没有调整，但由于近年来中药材价格大幅上涨，中成药政府限价虽未降低，但实质上相当于已经降价。中药材总体价格近年来急剧上涨，其中最常用200种中药材价格指数近5年(2009年~2013年)年均上涨19%，累计5年总上升幅度为105%;另外新版GMP实施、质量标准提高、人工成本、能源成本上涨、中药注射液安全性再评价等科研费用投入等因素使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导致部分药品尤其是低价药品出现生产成本与中标价格严重倒挂，生产处于长期亏损状态，企业不得不停产此类质优价廉产品，迫使广大患者被动使用高价的替代药品。
比如双黄连注射液这个产品，由于原辅材料价格暴涨、质量标准提升、中药注射液安全性再评价等致使其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定的最高零售价格，目前神威已停产该产品，投入大量资金通过新版GMP认证的车间闲置。
2007年至今，双黄连注射液中的主要中药材金银花由45元/公斤最高上涨至350元/公斤，目前价格有所回落，也在100元/公斤以上高位运行，连翘由16.5元/公斤上涨至40元/公斤，黄芩由9.5元/公斤上涨至22.6元/公斤。按照近五年三种中药材市场平均价格计算，每支20ml双黄连注射液的实际生产成本达到3.2元/支，远高于核定的每支1.8元的最高零售价。
所以，我呼吁加快出台国家低价药品目录。目前国家低价药品目录迟迟未正式出台，各省仅仅根据本省自身情况拟定本省低价药品目录，各省掌握标准不一，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指导规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低价药短缺的问题。
此外，国家应尽快制定扶持低价药的配套政策，尤其是低价药品的招标采购政策,建议对低级药招标制定统一中标价格，只招企业不招价格，确保低价药的生产供应。另外对低价药的临床使用、医保报销等方面也应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
CEI：企业生产的药，中了标就要配送到医院，你提到“以药养医”是扼杀廉价药原因之一，这一环节应该怎么改革?
李振江：要让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这是大势所趋，否则中国的医改永远实现不了，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公立医院就是基本医疗，保证基本医疗，而不是公立医院的价格高高在上。在未来的改革里，不应该允许公立医院价格过高。
明确哪些是公立医院不能做的，哪些是基本药物之后，其他的都交给私立医院，私立医院如果可以盈利，政府就不应该去过分干预，把选择的权利交给老百姓。对于私立医院应该确保一点，不能欺骗老百姓。
CEI：除了规范招标制度、医院改革外，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李振江：应该先把标准制订起来，进入医药行业应该有门槛。在医药行业里，千万不能以钱论英雄。现在很多人以为有了钱就去生产药，药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不能只向钱看，更重要的是要讲社会责任，如果不在乎这一点，做医药也一定是不会成功的。
对于医院，应该在公立医院设立标准，主要出售基本药物，这就解决了企业医院乱定价的问题，并且将选择权完全交给患者，如果患者愿意使用进口昂贵药，可自己选择。
现在改革将至深水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医改，用中国式的方法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在我看来，中国医药行业的改革，要用标本兼治的理论、质优价廉的疗效，解决现在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