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年多试药经验的北京人阿明(化名)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中介每介绍一个合格的试药人后会拿到约500元的报酬。“一些医院会勾结中介尽量压低试药人的费用。前几年这样的情况比较频繁，这两年偶尔会有，中介和医院一起压榨试药者。”阿明说道。阿明表示，就在几天前，北京某医院进行了一次插导尿管的试验，在中介和医院压榨之后，每个人拿到1万多元的报酬，但事后，中介又向每个试药人收取了1000元的费用。阿明告诉记者，北京有十几家做试药的医院，一些小医院会勾结中介，但名声较大的医院会有所顾忌。
试药有风险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更何况健康的试药者服用的是并没有通过检测的药物。
在一段讲述试药人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我拿性命赌明天》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以前是特别阳光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就是高兴不起来，我总怕哪一天它会变得很严重，或者说会突然死掉之类的。在我心里它就是一颗炸弹，不一定哪天就爆了。”
这是试药人于坡的内心独白。在试药之前，于坡没有得过什么病，抵抗力一直很强。2010年于坡参加了抗肿瘤药物的试药活动，1万块钱的报酬对于坡来说诱惑力很大。在打完针之后，一开始并没有特殊的感觉，但过了一两分钟之后于坡的肚子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心跳也变慢，像是被大石头给压住了。
在后来的身体检查中，于坡的身体状况不正常，医院对于坡的治疗咨询显示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药厂在于坡试药前曾承诺过有问题可以随时沟通，但于坡后来一直没法打通药厂的电话。“像这些药厂、这些医院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只为了钱，只为了利益，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小白鼠。”于坡如是说。
试药人阿明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参加了某抗肿瘤药物的试药之后，阿明总是感觉胸闷气短，身体不适，但负责试药的医院和药商互相推诿，没有给过阿明任何赔偿。“如果知道这么严重的后果，给多少钱都不去。”阿明说道。刚开始进入试药行业，阿明只是为了赚钱。“时间短，来钱快，也不用出力，躺着就把钱赚了。如果不是遇上这样的事情，我也许现在还把试药当作职业呢。”阿明前后进行了约十次的试药，“山穷水尽就又去了，其实就是懒。”阿明说道。
于坡说，“100个试药人有100个是为了钱”。但片中的另外一位主角任天悦则一直和于坡争辩这点。
任天悦是北京的一名外企白领，从2011年开始试药。当任天悦看到朋友用的治疗鼻炎的药是自己曾经试过的药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试药工作是有意义的，应该一直做下去。任天悦说：“现在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对什么药都不排斥了，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对药进行选择，但是病魔是不会选择病人的。”
“试药是有风险，但也要看是什么药，像肿瘤类的药物风险就比一般的大。”邱仁宗表示，通常情况下试药实验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风险最低的，就跟平常生活中切菜时切到手指类似，风险系数比较低。第二类是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伤害，比如在进行动物试验的时候，导致动物残疾或者死亡，而这种程度的药物试验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第三类是非常关键的一段，那就是超过最低风险但又不会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这类的药物试验需要慎重地考虑。
如何管理
试药人阿明对记者说，中国的试药行业太黑暗了，需要详细地订立法律，并且严格地执行，以此来约束医院和药厂的行为。除此之外，作为试药者，阿明还希望国家能够降低弱者举报的门槛。“(如果试药出事)首先要证明你的问题是药物引起的，但是出了问题之后哪个医院敢给证明。”阿明表示因为中国没有特别完善的法律规定，因此试药者一旦受了伤害，除了闹事没有其他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