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宏观经济持续回暖复苏，全球贸易增速呈扩张趋势。随着逆全球化情绪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氛围渐浓，未来世界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回升基础仍然脆弱。时至2018，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格局重组的严峻局面，中国经济如何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又如何在创新中保持持续增长？中国智造如何突破创新寻找未来价值？
此次峰会将从世界经济局势、中国智造、消费升级、人工智能、新零售、新能源、科技创新、绿色生活等角度，与经济学家、企业家进行深入讨论，求解未来中国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寻求传统与创新型企业的平衡与协同。
现场图集：
图为2018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现场
图为2018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现场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国经营网：
6月12日，由《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2018（第五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在北京举行，汇集国内顶级经济学家、企业家共同探讨2018国内外经济热点话题及企业创新的新方向。敬请关注。
姚长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可以热烈鼓掌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今天光临2018（第五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
前面通过大屏幕看到几个关键字。第一个关键词是“五年”。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夏季峰会这是第五届，但是竞争力年会是从2003年开始，迄今应该今年是第15届了，冬季的时候大家还会在此相聚。第二，“持续关注创新”。上面很多关键词，因为今天大家真是不远万里，在这儿开一个会是不容易的，这么早，而且聚的这么齐，这都是说明有心的人，也是聪明的人，也是寻找答案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答案，前面的出题会空前的复杂，我们可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想经历2018年这么复杂的一个年景是不常见，有很多事情在每一秒、每一分都在发生着变化。今天一个40后要跟一个80后要见面，今天还有各种各样刷屏的新闻同时出现，甚至很多没有看到的上热搜的新闻还会牵挂着你的心，这些事情每天的发生，你都会想在我的过去体验当中是否存在？但不管怎样，刚才提到另外一个关键词“持续创新”会成为夏季峰会对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最好的注解。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破题，同时也希望能够在今天嘉宾的演讲跟各位的互动过程当中，把这个题目演绎的更加精彩。我是《中国经营报》的老朋友，我前几天就觉得他们特别贴心的地方在于哪儿？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最近跟我搭档的女主持人越来越高，已经有比我高出10厘米的了。所以，今天他们很开心的把女主持人给取消了，掌声感谢组委会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安排。
下面的掌声你们应该更加的热烈，我们对今天上午的期待正式拉开帷幕，掌声欢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先生给我们致辞，掌声欢迎！
蔡昉：
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这个年会已经搞了多年了，然后每年都要有新思考，有新未来。新未来肯定是永远有，但是新思考总体上是有。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就很难有了，年年都有新思考，就非常难了。所以，我想今天很多企业家会有新思考。但是，作为从事研究的人，我可能思考不太新了。但是，今天有一个好的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40年，创造奇迹的40年。所以，《中国经营报》也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做四十年——“中国方案”与创造力。所以，我把过去的一些思考集中到创造力上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么，40年是什么含义？孔子讲在不同的人的年龄阶段上会有不同的特点，其实他也不完全是讲个人的生命，其实也是讲社会。他讲“十有五而至于学”的时候，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15年的时候，我们大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奇迹初步的显现出来。恰好1994年林毅夫和我一起写这本书，名字就叫《中国的奇迹》，这是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大家都还不太赞成，还有很多人质疑“中国奇迹”。
那么，再以后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十年前。十年前是“三十而立”。孔子对“三十而立”特别多说了一句，说不仅仅指人的年龄，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这个世就是一代人，如果实现一个好的民生政策，可能30年就可以见到成效。因此，很显然我们在十年前，我们已经不再有人怀疑中国的奇迹了，也不再有人怀疑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了。
那么，到了今年，改革开放40年，孔子又说，叫“四十不惑”，“四十不惑”就给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也就是我们过去进“中国奇迹”、“中国故事”，那么“四十不惑”是什么呢？要求我们搞明白这些事，把这些故事和方案上升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然，从历史来看，这是孔子给我们提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实的要求其实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说“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过去看中国增长的奇迹，中国故事的时候主要还是看经济指标，看GDP的增长速度，看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国和世界的赶超和发达国家的赶超。比如说，这两张图分别可以看到，上边那张图显示出来，中国其实在按照购买力评价，在2014年已经超过了美国，现在从购买力评价的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了。其实按照汇率算，上面那张图下边那个蓝色线，我们也在迅速的赶超，大概也许在十几年之后，我们终究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底下那张图也显示了，我们的人均GDP无论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还是按照汇率计算，和美国的水平都在迅速的接近，两条线都是趋同于美国的趋势。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讲的经济类的指标，传统的经济学家会经常说这些。
但是，当我们要讲中国的创造力的时候，竞争力。我们今天年会主要是“竞争力”，竞争力其实是创造力的一个表征，表现在外在的。那么，它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创造力，一个企业的创造力。那么，从这些来看，我们其实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实早期还没有人拿我们排在竞争力的这个行列中，甚至于有些竞争力排名早期也没有。近些年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波斯也好、洛桑也好，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排名都在不断的提高。像今年初达沃斯论坛发布的《竞争力报告》把中国排到第27位，综合分数也在不断的增长。我想竞争力可能就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想说的过去40年迸发出来的中国创造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总结中国经验，过去总结的一些增长的经验。今天给我出的这个题说，我们从创造力上去总结它其实很有意义，如何保持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因为今后越来越利用创造力，而不是利用生产要素的积累和使用。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达沃斯报告，把竞争力排名，把中国的竞争力分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一共大概有12条支柱。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支柱中哪些更显得比其他国家，我们做比较的这个灰色的面积是亚太地区的平均水平。我们也可以看到，哪些比它来略有不足，哪些对它具有巨大的优势，分析这张图足够我们今天一天的讨论了。
但是，我想突出的是有两个表现比较好。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们也知道，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论是拉丁美洲也好，前苏联、中欧也好，绝大多数国家会遇到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中国是一个在40年里头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这是我们得分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二，大家看特别突出的那篮线，就是第十个支柱，就是我们的是戳规模，这是我们最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得分最高的地方，也是中国竞争力最后靠这个取胜达到第27位的地方。人们一定会说人口多，自然市场规模大，这个能不能算是你的一个成就？其实完全可以算作我们的成就。因为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我找的这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的人口红利，以及我们把这个人口红利开发出来兑现成要素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所以，我下边就从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分两段，一段大家看这张图。上面绿色的那条线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5-59岁这部分最有生产力的人口。下边蓝色的这条线是在这两边的，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做“依赖性人口”。这两个人口的增长态势正好在改革开放最主要的这30年里头，就是1980-2010年期间，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迅速的增长，非常陡峭的，一个是依赖性人口的稳定不变。那么，这个人口的增长态势就造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叫做“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这个潜在的就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人口条件。所以，当你还没把它转化成经济优势的时候，称它为人口机会创造，正好在这个时期。稍后我们看这个时期之后是什么样的。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这张图我过去一直在用它，因为我们做过很多的回归分解中国经济增长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都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去解释这些因素，每一个因素都能找到道理，总的来说我们都可以把它对接为人口优势。但是今天换一个角度再重新看这几个重要的贡献因素，也就是从创造力的角度。
第一，资本贡献。深蓝色那个部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贡献，这部分贡献和创造力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那个时期我们的资本来源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积累。因为我们人口结构好，负担轻，我们就能够积累，这是我们人口优势带来的资本积累。同时，这个积累，为什么要积累？我们劳动力那么丰富，为什么要投入资本呢？因为资本带来的那部分增长贡献还有更高的创造力。
过去简单的说，应该是它的生产率，但是生产率后面是更高的创造力，当然这个创造力归根到底还是人，但是凝聚在机械设备里头、科技里头，必然是有创造力。所以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永远是创造力提高的过程，并不是意味着人没有创造力，但是资本是把人的创造力更凝结在一个社会中，一个积极的继承中。
同时，还有一部分资本来源来自于外资。我们也知道，今年我们都说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别人不会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不需要核心技术了，那个时候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只有一百多美元，意味着我们在科技上有巨大的差距。那个时候任何技术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引进的，都是增强我们创造力的。就像40年前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决定开科学大会，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在科技上落后太多的。所以，引进外资的过程的确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这是资本贡献、劳动力贡献、劳动力的数量的贡献。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任何国家人的受教育程度假设相同，那么，我们假设一万个人里头会产生一个创意，万分之一的创意。那么，我们想想一个国家只有一千万人口，他只能出现一千个创意。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按万分之一来算，我们就有十三万个创意。我想这个道理是清楚的，我们国内没有人做这方面研究，但是在国外做计量的已经做出了很多类似的研究。
那么，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有普九，有扩招，我们的人力资本大幅度的提高了。那么，人力资本就是创意的根本来源，这就不用多说了。
从生产率的角度来说，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叫做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最简单的就是过去在村子里务农种地，生产率非常低，我转移出来了，在二产、或者三产找到工作了，生产率提高了，收入也提高了，但是宏观上产生了一个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这就是最核心的生产率提高的来源。而资源重新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对那些生产要素包括那些劳动力给他一个新的迸发出他的创造力的舞台。我从此部门转向彼部门了，我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平台，我的创造力就提高了，宏观创造力也就提高了。
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性的技术进步等等。这部分可以说在统计学上就是在统计上在前面的那些要素中没有体现的全都留在这儿了，因此天生就是创造力的一个综合表现。这就是在人口红利期所获得的创造力的来源。
这张图是人口红利期虚线的这一部分，现在正好我们进入了这个阶段，也就是2010年之后，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就变成了负增长，我们人口俯仰比就迅速的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往下走了，依赖性人口迅速的往上涨，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是在关闭，迅速的关闭。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如何寻找创造力的源泉？党的十九大讲我们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十九大的要求搁到今天这个年会上，就是创造力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应该从何而来？
我还从刚才几个要素的角度去讲。
第一，资本。资本我们也看到了，劳动力短缺以后，我们迅速的出现了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用机器人替代活人，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我们叫做“资本深化”。资本深化到处都要进行，任何时代都要进行，但是在这个时代来的最快，来的最快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它太快了，产生了一些不同步的现象，不协调的现象，就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这张图是用了清华大学估算的投资回报率这些年的下降速度，多么的快。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你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中，你没有相应的人力资本的同步提高。过去管一台机器，现在管十台机器，你的智力和体力还够吗？如果不够，你投入的那九台机器的钱就不能相应的得到回报，这就是报酬递减。
因此，我们要强调，资本深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个必然走向。但是，资本深化必须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与人力资本提高相同步。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资本带来的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二，劳动力供给。我们看劳动力短缺了，工资迅速上涨，近些年还有人看到，农民工还在回流。但是，其实劳动力的潜力没有彻底挖尽，终究是要绝对短缺的。但是，从今天看来还没有挖尽。这张图横坐标，世界各国我找到了大概90个国家的数据，横坐标是人均GDP收入水平，发展水平。纵坐标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基本规律，有人说这叫铁律，就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的比重下降，产值的比重下降，劳动力的比重也下降。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负斜率的曲线。在其中大家看，红色的那个点是中国，也就是说：第一，中国就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八千多美元的时候，我们农业劳动率比重还显得过高，这是第一条，所以它要下降。第二，中国未来怎么走？未来大概三五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就是说，从我们现在八千、九千美元到一万两千多美元，我们把这个期间的其他国家摆在那儿，大家看一看那个原色的黑点都是我们可比的，这都是我们未来要赶超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农业比重都比我们低，所以这是我们的差距，同时也是我们的潜力。因此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让劳动力继续的得到转移，转换他的身份，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的要求。
第三，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我们面临着教育深化，我们现在应该叫教育深化的时候。那么，教育深化的含义是什么呢？一，提高教育数量。因为经济学家做增长模型的时候，用的人力资本的指标叫做“受教育年限”，就是劳动力平均受过几年的受教育数量年，是八年还是九年。人们发现说受教育年限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增长表更好一些。我们经过普九以后，基本上义务教育都百分之百的，这时候我们提高受教育年限怎么办？我想只有两个出路：
1.往前移。也就是说，在上小学之前，让他再接受三年的学前教育，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带来的社会回报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奖励跟机器人竞争，这个阶段培养的能力是完全能够战胜机器人的。
2.向后，从初中往后延，至少高中阶段可以变成义务教育，我们这两头前前后后就可以得到六年的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同时还有一个最直接要做的事就是把受教育机会均等化，不仅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解决教育数量和质量提高的问题。
那么，这是教育深化。这张图也显示了，我同样选择的是那些我们未来几年里要赶超的那些国家，从我们的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门槛的国家，受教育年限水平我们仍然和人家有差距，并不是我们发展这么快，就已经没有潜力了。
第四、我们有没有资源重新配置空间，首先要说，大家记得党的十九大报告里讲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汇叫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通常在党的政治报告里不会见到这么学术话的用语，为什么要把这个词讲上？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太重要了。从我看到的文献来说：
第1、它几乎可以解释国家兴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政治上出现什么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第1条；
第2、它可以解释绝大多数的案例，就是一个国家到了特定的发展阶段是陷入中等如陷阱还是可以继续增长，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的大门？也是靠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的。
第3、我们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出现了后劲乏力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这么专业的词汇写在党的报告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含义？它的抓手究竟在哪儿？所以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都会觉得很犯愁，怎么抓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把全要素生产率就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
第1个资源配置效率就叫库兹涅茨效应，库兹涅茨经济学家第一次发现了，产业结构要调整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调整的目的和遵循的方向就是提高生产率，从低生产率部门调向高生产率的部门，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果，最后导致的最终目标就是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库兹涅茨的效应。
第2个，我把它叫做熊比特效应，熊比特也是经济学家，大家可能会想，熊比特一想到这个人就想到了创新理论，他的创新理论是什么？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说，是创造性破坏，必然有死亡、有退出才会有生存有扩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发生了，生产率提高了。因此是生生死死创造破坏才有生产率的提高。所以这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结论。
第3个我把它叫做非匀质效应，生产率提高是采用新技术，不是这么多人每个人都采用新技术齐头并进，而是一定有更对市场，对市场有更好的展望、更富有冒险精神，更有判断的人率先启用了这个技术，其中有一些人会失败，有些成功的他就得到了发展、得到了扩大，同时也就把其他的在生产率上面落后的企业的生产要素、资源拿去归自己。为什么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独角兽的企业呢？原因也在这儿。技术进步也不是齐头并进的，也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所以这样去认识全要素生产率的话我们就知道抓手在哪儿了，政府它的抓手是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去创造一个保护那些在创造性过程中下岗的工人，而不是自己去直接抓这么个东西。
这个地方显示几张图是说，有的时候政府太急于抓抓手想提高生产率，比如说我们非常要大扩大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随着经济发展终究要扩大，但是第三产业里面目前还有大量的是低端的第三产业，总体上来说，大家从蓝色的框图看，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低于第二产业的，如果人为的非要去抓它，意味着要从二退到三，退的结果真是退了，你的生产率也就降低了，因此我把它叫做“逆库兹涅茨化”的过程。
最后一点就是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我想我们现在越来越讲自主创新，我们主要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别人的技术，消化消化扩大一下我们的就业，我们要走到前面去，这有它的道理，第一我们发展阶段到这儿了。我们的科技总体实力也提高了，我们已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了。
同时我们巨大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还回到刚才的竞争力图，决定了我们自主创新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创新之后也有我们巨大的市场规模就能得到回报，因此创新的投入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问题就在于这种自主创新是在什么层面上，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我们有个新的四大发明，我也说不上，好像有共享单车、快递送餐的，这样的。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就是把已经有的好的科技，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把它发挥出来的重要的创新，这就是创新。按照熊比特的观点他就是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创新过程，它只是一个环节，这样的创新必须要连接到、追溯到你的基础科技领域的创新当中去，如果你永远停留在这四大发明的层面就不符合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自己的市场规模，利用自己对利润的追求，但是最终国家要实现到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只有保持这样一种创造力，才在后人口红利时代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我们2050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谢谢大家！
姚长盛：
非常感谢！蔡院长上来不是开幕致辞，这是开幕演讲。而且很简单，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很过瘾的听到了一段，我还是第一次听的这么清晰，蔡院长给我们讲，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以及中国的创新到底是什么？新四大发明有一项还挺接近创新的，高铁应该算，算硬科技，有些是商业模式，我们这些天在探讨，这么高频的使用最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事越争论越有意思，你去看他的结果，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论坛会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开始，同时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互动，大家可以通过“中经SHOW”可以提大家的问题，大家扫一下“中经SHOW”的二维码，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提问，也可以获取今天的信息。
另外，本次论坛要感谢凤凰网财经的现场直播，还有如家互联网招聘合作伙伴拉勾网的大力支持，感谢两家合作伙伴，下面会更过瘾，谈的话题就很过瘾，就是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先邀请两位嘉宾上台，一位是中国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先生，掌声欢迎！一位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先生。
我先问龙部长，最近有一个网红的照片您看了吗？就是班主任站在桌子前面，穿着一个蓝色的衣服，很漂亮，对面坐了一个体育特招生叫川普，周围围了一帮人，劳动委员安倍问他，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您怎么评价这张照片？
龙永图：
我觉得这张照片，当前美国和它传统的盟友的关系非常生动的表现出来了。确实美国和它传统的这些朋友正在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对立，这张照片照的非常好。
姚长盛：
特别传神。
龙永图：
非常传神，而且特朗普坐在那儿也不以为然，所以老大很傲慢的那种姿态依然还在。但是，小兄弟们却已经是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姚长盛：
大家克制不住了。但是老大还是老大，傲慢的那种态度使他没有改变，还是我行我素，还是相当韧性的。
姚长盛：
对，表情面沉如水。张先生评价一下这张照片，我相信这张照片每天看一看都能发出会心的微笑。
张燕生：
这张照片使我听到了G7的三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在这个地方跟特朗普表述的时候，我们在想默克尔表述什么呢？马克龙表述什么呢？欧洲大陆表述什么呢？也就是后来我们看的G7，后来中欧他们有G6，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要实现WTO的现代化，要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补贴，这是一种声音，就是默克尔所代表的自由贸易。
第二种声音，特朗普在回答什么？特朗普回答就是你们兄弟几个要听美国的，要保护美国利益。
姚长盛：
这个您都听到了？
张燕生：
美国第一，然后要美国再次伟大，也就是说，我要搞公平贸易。
第三种声音，画外音，就是我们听到了普京的声音，因为普京讲我并没有退出G7，我是G8。但是，普京讲，说上合比G7更有优势。因为我们要建设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此，这张照片你会发现，其实它是代表了这个世界有主张自由贸易，有主张公平贸易，有主张、开放、包容合作的贸易，因此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姚长盛：
这个解读可以为两位鼓掌，张先生正好提到WTO，龙部长也是入世谈判的首席代表，我们特别想知道，您当年入世谈判最重要的打交道的一方就是美国，到今天中国仍然再跟美国又开始另外一轮谈判，在您的感觉当中，过去的谈判跟今天的谈判、过去的态度跟今天的态度、过去的主张和今天的倡议互相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现在见到的情形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龙永图：
确实就我观察，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当中的谈判，和我们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可以说是完全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讽刺地位，因为双方所谈的内容是不是，好像似乎颠了一个个，过去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教训我们最多的就是两句话，一个是“你们要守规则，你们要加入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WTO，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制，所以你们要记住，你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你们首先要把规则搞透，然后遵守规则。”这是第一条，那时候美国经常这么教训我们。教训我们的第二条就是“你们要搞四化，不能搞指令性数字，不能搞你们计划经济那一套”但是现在看过来，我们应该是用美国人当年的话来教训美国人。所以我现在见到美国的两位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我说你们当年教训我们的话，如果当时我们录下音来正好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教训你，反过来了，现在是我们教训你们要遵守规则，要遵守WTO那一套规则体系，不能在WTO规则体系外面搞你那套单边主义，这是行不通的。
第二条，我们谈判可以，我们处理贸易逆差也可以，我们也正是想处理好中美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搞指令性数字，今天500亿美元，明天1000亿美元，后天1500亿美元，全部是指令化的。因为数字贸易谈论不平衡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因为贸易贸易，就是卖者愿意卖。
姚长盛：
愿打愿挨。
龙永图：
不能下个命令半年里面降多少，一年之内降多少，过去你经常教训我“绝对不能搞计划经济要让市场起作用，要让贸易双方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问题”现在虽然我觉得整个一条问我什么印象，我觉得具有讽刺地位，双方调了个个，过去他们讲市场化，现在是我们讲市场化。这几年的变化也挺大，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有点进步，一方面美国在搞自由贸易方面确实退步很大。
姚长盛：
您能理解他这种退步吗？他为什么会这样？
龙永图：
这个估计是，主要是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新一届政府，觉得他们美国过去长期搞自由贸易吃亏了，说老实话，自由贸易对那些竞争力很强的国家来讲，确实比那些竞争力比较差的国家得益更多，所以美国长期在全球竞争能力最强，它一直是全球贸易的最大受益者。这些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全球竞争能力应该说下降了很多，特别是美国搞金融危机的根子就是它是搞虚拟经济不搞实体经济，而国际贸易特别是后贸易当中是靠汽车、靠机械产品进行的，美国在整个制造业方面，在实体经济方面，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大幅度后退，所以在实体经济方面下降，这个时候再看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规则，降关税，减低非关税比例美国是越来越吃不消了，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整个大的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反映了美国这些年大搞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大幅度衰退，后贸易经济大幅度衰退的现实。所以美国是屁股指挥脑袋，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姚长盛：
竞争力下降，所以说它开始慢慢涨回去了？
龙永图：
当然不能说美国的竞争力全面下降，我讲实体经济。
姚长盛：
张先生能理解吗？现在美国人的，我们说中美在贸易摩擦当中，现在最明显的一个迹象就是，刚才龙部长提到的要数字化有要求250亿，一会儿500亿，一会儿750亿，经常是这样的。另一方面经常会出尔反尔。中间的定义不像我们理解的常人那么准确，您能理解吗？
张燕生：
首先龙部长已经把这个事说透了，能不能理解呢？当把一个理说透的时候就不存在不能理解。这么讲，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率持续下降，美国的中高技术制造业率持续下降，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美国不搞高技术制造了，不搞实体了。2000年以来到危机，2007年，用美国的数据，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持续下降，大幅度下降，美国不搞创新。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全球化、全球开放，美国不搞高技术制造、美国不搞创新，美国搞什么？美国搞金融，美国搞房地产，美国搞建筑，为什么？是因为金融、房地产、建筑给资本带来的回报远高于高技术制造和创新。因此就出现了刚才龙部长讲的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因此才出现了2009年奥巴马的一个演讲叫“言商之路（音）”意思就是美国如何把它的金融大厦建立在金融、房地产、沙滩上，那么美国的实体经济、竞争力会进一步下降，因此才出现了09年以后美国要回归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就业。从这个角度讲，刚才龙部长讲的这个虚拟化很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确确实实现在美国的结构调整应当讲在14年那波经济还是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趋势，而且你可以看到在新一轮美国的全球性企业在科技创新、回归实体应当承认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姚长盛：
您说的这个好，我们能不能理解是一码事，现在的任务是能不能接受，我们还有一个资料可以把时间轴给大家看一看，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这中间无论出现的数字也好还是出现的一些新闻事件也好，其实这个频率是非常非常快的，大家可以从这个表上能够看的非常清晰，但同时，恐怕大家都会做一个预判，因为现在慢慢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结果了，大家想知道下一个到底会怎么样，以及怎么样来定义现在的这一场贸易摩擦，它是短的还是长的，它是在经贸领域的还是会延伸到其他领域？它会用什么样的状态存续下去？龙部长怎么判断？
龙永图：
实际上大家都看得到特朗普最大的一个特点就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对下一步怎么搞，我看谁也说不清楚，不知道特朗普脑子里面想什么东西。他也不跟他的下面商量，以前我们谈判都是先从助理贸易代表谈起，然后谈副代表，然后贸易代表，然后白宫经济委员会，商务部，其他一些部门参加，最后请总统拍板。现在是总统拍脑袋，下面是执行。所以，现在搞下来，就看特朗普这个韧性韧性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看现在美国的贸易代表也挺难的，无所适从。
姚长盛：
我想问问您，因为您在谈判方面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如果您的对手是这样一个谈判的性格，怎么谈呢？他没事就发微博。
龙永图：
如果是这样谈，只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认真的做好我自己的“家庭作业”，做好准备，比如我们怎么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我们怎么应对美国关于我们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不对的问题，我们做好自己的准备，以不变应万变，以我们的确定性应对它的不确定性，只能这样了。不然你跟着他的走，那你肯定是晕头转向，最后乱了阵脚。所以，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我们的确定性来对付他的不确定性，以不变应万变，不然很难应付这个谈判对手。
姚长盛：
太不确定了，太没谱了。
龙永图：
我们“有谱”的对他“无谱”的。
姚长盛：
张先生有什么好办法？
张燕生：
这里不是一个办法不办法的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怎么看特朗普怎么做。特朗普说的很清楚，他说每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八千亿美金，特朗普就讲说，这是愚蠢的贸易。怎么可能说每年要让世界各国剥削美国呢，美国要承担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呢？因此特朗普有一句话，就是他绝不能够输掉贸易战。
所以，从这个角度涉及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怎么看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八千亿美金，这是按照居民统计。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只要投资一年以上，就是中国的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因此，这里头包含了大量的美国企业的顺差。那么，这是一种统计。按这个统计，中国人是2700亿美金的顺差，美国是3700亿美金。
第二种统计，按照增加值。那么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增长是多少？用增加值算。那么，用这种方法算的贸易顺差，就是中国对美国的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一半。
第三种统计，就是顺差、逆差我们搞清楚它是谁的，苹果手机的顺差就是美国的。如果按照所有权算，基本上中美贸易是平衡的，美国有世界最多的跨国公司，因此它在全世界分布了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出口，大量生产。所以说，贸易顺差、逆差在全球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你非要说中国跟你要实现顺差，唯一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回美国，欧洲企业回欧洲，日本企业回日本，全球化没有了，开放没有了，地球村没有了。
姚长盛：
您的意思是说，其实顺差没有那么多，甚至顺差是平的？
张燕生：
如果在前几年，因为现在算起来是平的。但是，如果在十年前统计，用所有权统计美国是有巨额的顺差，因为它有全球最强的公司，这些公司在全球生产创造的附加值是最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这个顺差实际上来讲不是它的一个核心。
姚长盛：
不是那么巨大的一个数字，你觉得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是吗？
张燕生：
他明白。
姚长盛：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张燕生：
道理很简单，美国是认为美国的市场相对比较开放，别的国家的市场没有那么开放。因此，他就要求对等开放的意思就是我多开放你就多开放，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你就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要零关税，你就必须零关税。那么，这样一来，世界就不分你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还是你的结构是什么，计划是资源型的还是什么样的，这样一来，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乱套的世界。
姚长盛：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这种方式会乱套，而他的本意也是希望能够更乱套一点？
张燕生：
美国利益。我觉得这里边要分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G6和G1，就是其他的6个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库德勒（音译）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我们家庭的问题，家庭的增长是夫妻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说欧洲大陆，加拿大、日本和美国有着贸易摩擦，但是从美国来说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是家庭的增长。但是，从中国来讲，就不是家庭的问题，就不是夫妻关系了，而是对中国来讲，它是战略的对手。为什么是战略对手呢？因为从美国来讲，它的核心利益是要永远当老大。但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现代化。那么，你可以看到，美国要维护它永远当老大，他认为他和中国的关系就是零和博弈，中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复兴大业，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超越联合国的，这样就存在他和新兴大国之间是合作还是对话？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说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合作，这样一来，就是如何在中美之间能够回到合作的基础，超越零和博弈，这个是需要大智慧的。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时间利于中国，美国认为动手晚了，时间不利于美国。这个时间我认为2035年之前中国都可能会在非理性博弈冲突摩擦的过程中度过，2035年以后，中美是可能会回归理性的对话，理性的沟通，理性的合作。那么，2035年实际上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这时候中美两个国家可能真正可以回归到理性，在这个之前，我个人觉得摩擦是很难平的。
姚长盛：
2035，这是一个您说的时间点，您这个判断有意思，而且把这个时间点也划的那么清晰，龙部长判断呢？未来中美之间的这个摩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怎么分这个阶段？
龙永图：
中美贸易摩擦今后应该是要常态化的，因为中美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贸易大国，生意做的越多摩擦就越多，你生意做的少摩擦就少，你不做就没有摩擦。所以我觉得，摩擦也并不是一件不可预料的事情，或者应该说摩擦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我们整个社会和企业界都广泛的宣传，不要对任何贸易摩擦大惊小怪，而且当成是一件在做生意当中、在发展国际贸易当中可以随时发生的事情。如果有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就不会为一件贸易摩擦、一件反倾销的案子而对于整个国际贸易的现实发生一些错误的判断，才能够参与整个处理对外贸易纠纷当中建立一种定力、一种自信、一种按规则来处理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中国企业在整个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我们企业应该变的更加成熟，变的更加理性。这样的话才不至于在今后的贸易摩擦包括中美这次大的贸易摩擦当中惊慌失措或者说甚至走极端，对于整个形势做出大的判断，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可能要在其他方面发生全面的冲突，贸易就是贸易，贸易不要把它随意的政治化、随意的提高到政治的角度，用我们过去的一句话“不要随意上纲上线”有时候上线是必要的，但是随意上纲上线是不对的。所以我在这次贸易摩擦中一再强调，不要因为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大家对整个中外全面的关系发生一个战略上的误判，认为中美可能从此走上全面的对抗。因为我们中央习主席提出来的方针还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共赢”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这个大战略不要动摇，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我们还是要和美国搞好关系，贸易摩擦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点曲折，一点美国目前实行特朗普那一套美国优先，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冲突，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觉得也不应该动摇我们整个对中美关系的判断，而且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出努力来，搞好中美关系。而且实际上你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特朗普虽然是很任性，但是他每次发twitter都不忘讲一句话，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我尊重习近平主席，他不想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动摇争论，中美关系的基础还在，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特朗普虽然很任性但是他是有底线的。
姚长盛：
您刚才说这两点很重要，第一个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升级为全面冲突，第二个是中国企业成熟的下一步标志不是避免冲突，而是慢慢能够适应以后会经常出现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变成一个常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我也想问张先生，您觉得从企业角度来说，这个方法在哪儿？怎么能去适应？
张燕生：
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看法，不从中美关系看，从全球化看，保护主义上抬头和逆全球化以及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从当今世界确实是存在这么一个逆流。
姚长盛：
而且很流行现在。
张燕生：
要从历史上看会发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就是我们当前遇到的也种从09年到现在10年，历史曾经经历过两次，一次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30年代，也就是全球化遇到了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如果不能够掌控分析，掌控风险，避免全面的冲突和对抗，走向贸易战的话，那么历史上的20年代、30年代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
第二次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也就是说二战结束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一个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潮流在70年代初期遇到了困难，那是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发生了全球滞胀，发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扩散。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的动荡期就是习近平主席讲的全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上升这么一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可能还会持续未来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完全是个人的判断？全球风险有可能大于，开放风险大于开放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对中国的企业来讲，一个方面是坚定不移的走出去，坚定不移的走“一带一路”，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防范全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风险，我觉得在未来十年，中国企业要铭记在心，因为这个风险不是你用市场的套期保值能够管理，它是一个全球系统性风险。
姚长盛：
最后一个问题，政府有政府的应对，但是企业也关心企业的命运，未来在大家可见的周期里面，未来全球的贸易体系是什么样的？特征跟以前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它是什么样的？
龙永图：
至少从目前来看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还不至于垮台，虽然它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因为新兴国家它们是愿意看到有一套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继续存在，美国一家不能说了算，而且也看到美国的那些铁杆的盟友甚至包括日本、包括欧盟他们对美国的这一套单边主义还是非常反感的，所以应当说不管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是美国其他的盟友，对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还是支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企业今后相当一段，在今后整个自己的运作当中还是要讲规则守信用的，特别是对国际上的规则应该不要打马虎眼，不要趁侥幸的心态，现在个别企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发生那么大的事，大家要引以为戒，这个是重要的。
第二点，大家不要因为出现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觉得以后做生意难了，投资难了就算了，我们还是要相信中央的判断，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大的趋势没有变，所以这个经济全球化推动的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这个大的趋势也不会变，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以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来继续加快我们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进程，我觉得这一点不能动摇，不能因为出了一点贸易保护主义、出了一点单边主义就对全球体系产生了动摇，这一点的话，还是要守规则，第二还要继续开放。
张燕生：
我个人想，第一个，这次原来G7准备发表的联合声明三句话：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WTO的现代化和进一步的削减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补贴。那么这三句话尤其是第二句实现WTO的现代化，其实可以看到在G7它的主流的声音还是要回到自由贸易，但是刚才我讲的，实际上讲，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自由贸易的结果，英国人要脱欧，美国人要把特朗普选上台，为什么美国、英国作为自由贸易的领头羊会认为自由贸易损害我们的利益？这个要反思的地方就是全球化，你会发现它有三个驱动力，一个是开放驱动，一个是市场化驱动，一个是创新驱动。这三个驱动力它的取向是什么？是效率。它缺什么？缺公平。这就自由贸易在历史上三次都走不远，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为什么美国要讲公平贸易？要讲对等开放，为什么中国要推动开放、包容、合作的新的贸易规则，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的注重公平、平衡、治理和能够有动力。
这个东西是反映了我们的全球化治理也存在着根本问题。下一步我们能看到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讲了四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代表中国下一步的坚持推动全球开放的行动，一个主动扩大进口，给世界增加动力；主动拓宽市场准入，也就是说能够取消外资到中国来股权的限制和各个方面的限制；主动的改善投资环境，实现负面清单管理加准入前国民待遇；主动的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包括中国推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希望全球化能够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包容贸易这三者之间找一个合作的基础。未来得多边体系既是自由贸易的，又是公平贸易的，还是开放包容的贸易体系。这样的话，我们相信它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才可能走的更远，否则的话，仅仅是回到自由贸易的导入上去，我相信仍然是走不远的，因为它存在着它的根本性和制度上的缺陷。
姚长盛：
新型全球化，我们掌声谢谢台上的嘉宾，谢谢龙部长也谢谢张先生。
姚长盛：
今天的这个话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后面能去解读的层面也会非常多，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两组嘉宾一块来谈。下面我们邀请《中国经营报》社长金碚先生，还有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管清友先生。
我一直等着，想让金社长聊一聊。前面的网红照片是这样，《人民日报》还发了一个，跟那个网红照片配在一起的，中国上合组织的那样一张合影，下边是那张网红照片，金社长，您怎么看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金碚：
今天主题讲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获得的信息不够，信息是不充分的。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可能是判断不准确。
姚长盛：
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金碚：
因为我们知道中美贸易中间的很多问题，我们怎么获得信息？我们不同媒体上获得信息，不要忘记，整个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是很讨厌特朗普的。所以，特朗普要用Twitter来治国。可以这么说，总体来讲，媒体是特朗普的对立面。所以，很可能会使我们对有些问题判断不准确。
姚长盛：
就是他信息传导有误，我们判断失误。
金碚：
如果撇开媒体，只看经济数据，看特朗普这几年美国的几个重要指标。第一，就业率很高。
姚长盛：
很好。
金碚：
增长率不错，表示什么呢？就是有一部分就业者是受益的。第二，股票市场不错，股市很不错。
姚长盛：
看跟谁比。
金碚：
资产是上升的，老百姓获得股票。第三，我们看名义的调查，他的名义是不错的。所以，如果我们撇开媒体，我们就看数据，做出的判断也许跟我们现在做的判断不太一样，我也没有把握。我们就认为特朗普很任意、很随意，他没有方向感觉。是不是这样？刚刚龙部长讲的非常对，就是大势是什么样？我们有一个判断，中美关系的大势是什么样？特朗普是一届美国很特殊的一个总统，但是这个总统他要做的事情到底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比如今天在新加坡开会，这个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非常了不起，然后中东的政策，大家一片骂声，讲特朗普在中东怎么样，也许他有解决的一条出路，咱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讲中美贸易，刚刚龙部长讲的非常对，中美贸易摩擦只是中美关系中间的一个部分，这个问题是个问题，但是媒体把它炒作以后和他对这个事情本质的判断可能会产生不准确。中美贸易之间我们简单的媒体上面的声音好像是中国利益主体和美国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这样。中国的利益主体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结构，美国也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结构，没有一项政策，不论是关税，还是什么，没有一项政策在贸易上说，你对你的国家所有人都有好处，对另外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有坏处，没有的。任何一项政策对于美国也是这样，它对美国的一些人是有好处的，对一些人是没有好处的，任何一项政策，哪怕你制裁中国，把中兴这件事情当做制裁中国，就算这件事情，也不是美国人人获益的，也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人人受损的，总是有受益还是受损。
所以，在贸易判断上，我们得看明白了，它产生的利益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不要简单的想象美国是一个单一的利益主体，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利益主体，是这两个单一的利益主体之间发生的贸易摩擦，远远不是，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美国也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主体，中国也是。这两个国家内部的利益主体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间，两个谈判者之间价码和出的招对内部的影响极其复杂。
姚长盛：
很复杂。
金碚：
很复杂，所以我们要从更大的战略面看中美关系到底在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姚长盛：
原来说之前我就觉得很复杂，您说完我觉得更复杂了，成故事了。
金碚：
媒体把它简单化了，把它“卡通化”了，事情不是这样。
姚长盛：
“卡通化”是媒体的本质。清友是金融界的段子手，我估计段子都憋在新加坡，我们可以谈谈这个大事，这个事情可以当做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您先说说最近发生的这个事，你对崔永元怎么评价。
管清友：
崔老师和长盛老师一样都是很好的主持人。
姚长盛：
你觉得“特金会”谁的表现最终会获奖？
管清友：
我来的路上还在关注，我相信大家都特别关注。
姚长盛：
对，尤其是在二环以内。
管清友：
第一，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他们未来我想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属于伟大的国家领导人。在纵横捭阖的时代，强权人物时代，应该说中美两国这种博弈关系，或者贸易摩擦确实引人瞩目，肯定会载入史册，大家基本使出了浑身解数。美国肯定是周密考虑的，不仅对中国出手，对他的盟友，对加拿大、欧洲，对俄罗斯也出手了，所以这是一个强权人物博弈的时代，个人色彩非常浓重。
姚长盛：
很有个性化。
管清友：
对。第二，中美关系确实进入一个质变期，这个质变期确实包含很多事情，有可能是恶化，有可能是变化，也有可能是好转，现在还没法完全做出结论，总之中美关系确实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这与过去十年以来，因为金融危机的模式导致经济金融贸易领域的变化有关系，同时也跟这些领导人个人的风格也有关系。
姚长盛：
你怎么定性呢？像现在的贸易摩擦和出现的这个时点？
管清友：
除了我们原来讲的逆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定性以外，我觉得是两个国家，不敢说全面战略的调整，至少是经济贸易领域的这样一个调整。
有这么几个表现。第一，美国确实像刚才龙部长、金老师讲的，美国发布这场贸易战肯定有他的考虑，有很多原因，刚才几位都解释了，非常好。我想补充一个原因，这也是我个人的猜测，美国是不是又到了他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在重新回归“孤立主义”，像以前我们说美洲人的美洲，当时我们说美国人要扩张，其实不是，其实是一个“孤立主义”，我管好美国的事就好了，所以我在想美国是不是在重新回到“孤立主义”。
第二，我相信很多人跟美方，无论是官方游说集团，还有专家都有很多交流。我们确实也看到一种现象，美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包括原来一些比较清华的中国问题专家，现在应该说和特朗普总统意见非常一致，一定要调整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总统昨天发的Twitter很能说明问到，他吃亏了，对他不公平了，我对你们都是开放的，关税很低，你们又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强调自己的新兴市场地位，给我设置了各种不同的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容易理解，但是从他的角度，他觉得吃亏了。包括在北约问题上，我们出了那么多钱，保护了欧洲的安全，结果你们出钱很少，又占我们便宜。所以，昨天他的Twitter很有意思，就是我不会让欧洲和中国再占美国人在贸易上的便宜了，我觉得这是他很直接、很天真的一个想法，但是他现在在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得重视这个关系。
姚长盛：
很像一个正常的生意人。
管清友：
我觉得其实是很直观的一种感受。
姚长盛：
要求不被占便宜，要求变现。
管清友：
所以，一方面包括刚才张燕生老师讲的，其实在中美之间我们对它的贸易顺差没有那么大，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对它的贸易顺差没有那么大，其实我们很着急，很怕失去，或者跌下自由贸易这趟列车，是因为自由贸易对我们来说，刚才龙部长讲的，我们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的旗手。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现在形势其实很不明朗，是不是仅限于贸易领域，还是会扩展到汇率、金融，乃至于经贸领域以外的议题，出现全美关系的质变甚至恶化，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抱以最好的愿望，但是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其中有几个准备要做。第一，企业准备。我们对贸易摩擦其实保持一颗平常心就可以了。第二，我特别赞同龙部长讲的，我们以最大的善心谈，但是如果不确定性这么强，我们无法去沟通，无非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各有各的打法，像当年毛主席打游击战一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第三，比较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分析了过去40年的重商主义基本政策逻辑，是不是要做一些微调，是不是要把注意力或者政策逻辑的重点转回到真正的大力度的启动内需。像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说永远希望我们的外贸对整个经济增长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推动，如果贸易到了天花板了，慢慢恶化了，我们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思考重点放在内需，如何更大规模的启动内需，我们还有很多管制领域，其实是可以放松，可以启动内需的。我们的物流成本、交通成本还很高，我们是可以想方设法降低的。我们的税费综合税负相对比较高，我们可以学美国降低税费负担。今天像中国澳门这样的地区不会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在大陆会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这说明监管还没有完全跟上，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等等。
所以，我们强调是不是今天开始思考向重商主义向内需主义转移，当然也不是完全封闭国门，不要贸易了，在今天经贸关系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提醒我们应该思考国内的需求怎么去启动，怎么样通过启动新一轮的国内需求来促进国内的这种大力度的改革。
姚长盛：
不光是一种思路也符合人性，也符合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愿望，金社长想再问问您，刚才清友也在说，现在的选项也很多，形势也不明朗，但是大家可以去做应对，也需要有自己的一些选项，如果回到中国企业，也回到今天创新和竞争力这几个关键词上，下一步中国企业在其他的应对和心理准备上需要做防火墙和应对的这些选项之后，我怎么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呢？因为我们最近都看到了无数的企业都已经准备做芯片了，大家都准备把自己的竞争力提升到最高的水平了，所以你想有什么愿意？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竞争力提高一下？
金碚：
首先我还是要讲，就是对大势要有一个判断，我们现在中国在各种场合都呼吁更加开放，要自由贸易，好像美国人在说保护、我们在说自由贸易，就以为你的判断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比美国还要自由了吗？美国现在比中国还要保护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不要改革开放了，美国人向中国人学了。是不是？不是啊，中国我们的自由贸易达到的水平远远不如美国，我们现在所做的保护远远比美国的保护要多，所以我们才要继续改革开放，不要媒体一说就把我们的脑子搞糊涂了，好像我们现在比美国还自由了，那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呀，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了。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企业我们的中国还要继续扩大开放，是因为我们的开放还不够，美国在自由开放这方面讲还是走在我们的前面，只不过美国人认为我太自由了，我已经吃亏了。它只是这么一个“吃亏了”它还不是比我们中国更有保护政策的国家，它还是一个我们要改革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要向它靠拢的一个国家，政策上。所以我们的企业也是这样，我们要看到中国还要继续的改革开放，而且现在我们的企业受到的各种各样竞争环境的不公平、不开放、不自由的问题还很多，不是我们一说好像我们举起了自由贸易的旗子，真的中国是个自由贸易做的很好的国家了，不是，远远不是。所以我们的企业界头脑要清醒不要以为某些争论、有些谈判过程中间的一些说法，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改革开放的大势失去了准确的判断，然后洋洋自得，好像我们中国就是全世界自由贸易的旗手了，不是。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继续更多领域的开放，还是我们要努力达到的方向，还是我们继续要改革开放实现我们新体制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所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中国人还是要有坚定的改革开放的意志。不要说“美国人现在保护了那我们也保护”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保护也只是在它总体开放的前提上、在局部上在保护，它不是整个国家都在那儿做保护。所以站大局和局部，刚刚龙部长讲的很透彻，贸易摩擦很正常，讨价还价，我吃亏了，我要回来一点，但是你不能因此而对大势进行判断的失误，如果你判断失误就认为中国不要再改革开放了，我们中国也跟美国搞搞，你既然保护我也保护，那改革就不要推进了。
所以我想我们的企业，刚刚讲的问题是说，我们的企业既然我们朝着继续要扩大改革开放，继续要朝着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走，那么我们的企业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刚刚龙部长其实已经提到了，全球贸易，自由贸易要有合规性的。中国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规则非常透明，我们确实很习惯于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去竞争获得你的竞争力，而不是每到一个地方就找找有没有政策漏洞，找找政府有没有给我点优惠，把争夺优惠、找政策漏洞作为我们发展的一种手段，还是说你真正相信自由贸易。真正相信自由贸易，真正相信扎扎实实的提高你的竞争力，通过你公平的竞争获得你业绩的优势，这个应该是中国企业努力的方向，而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企业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心态上、在观念上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总是想找个漏，捡个漏，然后找一个政策优惠，给我一点优惠政策，到哪儿钻个空子，搞点关系，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业绩，中国的企业家大体上还是这样的心态，到一个地方首先看看哪块地、哪个政府能给我便宜点，我到你这儿投资你给我减减税，减税多了那还是我们基本的心态，这种心态不符合自由贸易的心态。自由贸易的心态就是说，公平、大家一样，你有整个政策我也有。改革开放以前，三四十年，我们因为是不太开放的国家，所以我们用了特区的政策，特区的理论含义是说，别人没有这个政策但是你有，是特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走向一个自由贸易政策了，大家在中国人的理解里面，自由贸易的政策好像和原来的特区政策在逻辑上是一样的？也是说我搞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是搞一个政策优惠区，还是这个心态吧？但是我们到了新时代以后不应该是这个逻辑，我们的逻辑是说，你既然搞自由贸易区你搞的政策就不应该是特殊政策，你就应该是别人有这个政策你也可以有，这才是自由贸易区，我们的地方政府不是这么想的，地方政府想我争取到自由贸易区以后和当年争取到经济特区一样的，这个逻辑，如果还是这种心态，这叫自由贸易吗？这叫自由贸易心理吗？没有。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还很长远。所以中国企业在竞争的过程中间，真正要适合于在心理上要认同于自由贸易政策然后公平竞争，那个才是我们改革真正要实现的方向，而那个方向还离的很远呢，千万不要以为现在连美国人都不如我们自由贸易了，没有那回事。
姚长盛：
掌声谢谢！谢谢金社长。认清大势，认清自己。
管清友：
我觉得金老师说的特别重要，其实我们过去40年企业家还是习惯于所谓“制度套利”、“政策套利”。我们的心态还是愿意做从1到100的事。我们既不愿意，也不太善于做从0到1的事。所以，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再回想起来2018年这场中美贸易摩擦，也许我们会感谢这场摩擦，它给我们几个提示，或者警示。第一，在过去40年的贸易体系里头，中国人还是受益的。第二，在很多领域，即便是不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即便从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不掌握核心技术，不真正解决从0到1的问题，我企业的发展本身存续就是问题，就会有软肋。
所以，今年我觉得可能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兴通讯这个事情可能有点刺痛中国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又出现政府、企业，很多人都要投芯片，我也不主张大家都去投芯片，这个需要市场规律，需要背后一整套科学技术、教育，整个创新体系的构建，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出来的。
当然，这场贸易摩擦既然能够提示我们，或者警醒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后续改革开放可能力度更大、举措更实、信心更坚定其实是有好处的，我们有太多方面其实是需要改的。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我们在很多领域似乎都改的差不多了，很多人算了一下什么指数，说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改的差不多了，其实我们看看目前需要改的东西确实还是很多的。所以，我想若干年以后，我们可能会感谢这个贸易摩擦。当然，对贸易摩擦的现实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应对，它可能会促成我们在新时代，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无论是从我们对国际规则的认同，我们对这个规则的掌握，还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开放的领域，我们的管理方式、管制方式和监管方式，我觉得应该是新一轮的蜕变。所以，我对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我觉得可能应对会棘手一些，长期来讲，我个人挺乐观，我觉得挺好，两个大国之间做一些这样的博弈，其实对两个国家内部的政策都是一种校正。
姚长盛：
感谢，最后掌声谢谢台上的两位嘉宾，今天上午的这个题目也就告一段落。这个题目现在也是个网红题目，同时也是今天上午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题目，我们下面会开启另外一个论坛，邀请著名节目主持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韩曦晨先生，“从匠心到智库社区”，都交给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