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代周报报道，镇改市的试点，有了眉目。
10月14日，有报道称，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名单已经揭晓，首批“镇改市”的试点名单是：浙江省温州市龙港镇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二道白河镇。
10月17日，时代周报记者向浙江省发改委系统一位知情人士求证。该人士称，作为浙江省唯一试点镇，龙港镇已原则通过“镇改市”，但还在走部委的批文程序，正式下发还需要一些时日。“镇级（市）试点的目标是到2017年要形成制度和体系，在全国推广。”
此前的9月16日，国务院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确定在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共62个城市入选。其中，全国只有龙港镇和二道白河镇两个建制镇参与试点。
更早前的6月，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有“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的明确表述。
按上述标准，目前我国镇区常住人口10万以上、可设为县级市的镇（不含城关镇）共有152个。其中，人口规模在10万-20万，达到小城市规模的镇有142个；人口规模在20万-50万，达到中等城市规模的镇有10个。
以人口规模论，龙港镇已达到中等城市的规模。这个隶属于温州市苍南县的鳌江流域小镇，拥有43.7万常住人口。2013年，龙港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5.6亿元，经济总量也超过了全国多数县级市。
近两年，借新城镇化之势，“镇改市”热潮不断升温。公开报道显示，目前已有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开展类似“强镇扩权”的试点。
龙港的试验，正是中国目前上百个经济强镇试图展示自身实力的一个缩影。
被压抑多年的建市冲动
温州市区向南78公里，即是苍南县龙港镇。龙港大道两侧，成片的工业园区、随处可见的银行网点、星级宾馆和鳞次栉比的高层住宅区，彰显这座浙南小镇的强大经济实力。
看起来，拥有189条街道的龙港已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并无二致。这座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小镇，在1984年从近乎荒郊滩涂上崛起，又因在全国率先推行土地有偿使用、集资建设城镇公共设施和户籍管理制度而享誉全国，每一项改革都是对当时政策发出的挑战，后来被誉为“龙港模式”。
龙港建镇至今刚满30年，但其谋求建市的夙愿却已持续了20年。1993年，时任龙港镇长李琦铁就公开表达过撤镇建市的愿望。是年，顶着“温州地区乡镇经济综合实力第一”的光环，龙港镇在北京举办了一次风俗民情展，在展示自身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向其他地区乡镇领导传授经验。
彼时，身在北京的李琦铁，在如潮般的溢美之词中听见了一个颇令他感兴趣的声音“龙港干吗不建市？”—龙港的经济总收入和人口总量更胜于内地的一些中小型城市，为什么不能建市？
1994年，龙港镇人口已达13万，工农业总产值5亿元，设镇之初的“鳌江流域经济中心”目标已经达到。但面对这样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镇级行政管理捉襟见肘。
1996年，已卸任多年的龙港镇首任党委书记陈定模等离退休干部居前台出力，部分龙港企业家居幕后出资的“龙港建市促进会”成立。该协会以龙港与对岸鳌江镇合并组建副地级城市为活动目标，组织张贴标语等行动，内容都是些要求撤镇建市的口号。
不过，很快，在温州市领导的直接干预下，龙港建市促进会解散。对此，浙江省有关领导在当时给予的反馈是：龙港现在不宜建市，建市要水到渠成。
尽管龙港撤镇建市的冲动已被压抑多年，但一直以来，在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的一些地区网站上，仍经常有网民会就“龙港建市”的话题展开激烈辩论。
一直以来，苍南县政府所在的灵溪镇与龙港镇，两镇的官员和居民矛盾隐性存在，而这个矛盾的源头则是行政城市带来的县城与非县城市镇之间的矛盾。
龙港镇的经济发展在前。公开统计数据显示，龙港镇现有个体工商户23372家，企业7706家，两者总量比温州市洞头、泰顺、文成3个县的总和还多3455家。
而作为苍南县行政中心的灵溪则发展在后。在灵溪人看来，既然灵溪是行政中心，理应获得最多的行政与经济资源；但在龙港人看来，灵溪作为行政中心抽取了太多本镇的资源去支持县城的发展。这正是诸多县级地区，尤其是经济中心与行政中心不重合的县级政府面临的难题。
反复的“放权—收权”
在一些基层官员眼中，决定“镇级市”发展效果的一大因素是：权力下放充分与否。
1995年，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1998年撤销，其职能于2003年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牵头，中央11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在全国选择57个镇作为改革试点，龙港位列其中。
温州市当时将龙港镇列为市级计划单列城镇，赋予龙港行使县级计划项目的审批权和管理权。按常住地登记的原则和在龙港建城区内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等条件，将原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以及其他类型的户口统一按程序登记为常住户口，即城镇居民户口。
温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朱康对介绍，是次综合试点，龙港镇在财政、户籍管理等七个方面获得了部分县级管理权限，同时建立起了浙江省内第一个镇级金库。
不过，该次强镇扩权改革并未能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下放给龙港的大多数权力被收回——任何龙港分局审批通过的材料，必须再经苍南县审批方才有效；龙岗镇金库也成了只有外壳没有储备的空架子。
事实上，中国特大镇的改革不稳定、出现反复的情况，龙港并非孤例，包括广东、江苏等省在内的类似试点改革，后来也都无疾而终。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财权被上收，有关县与镇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显现。而随着地方人事的变动，地方负责人注意力发生变化，小城镇改革也极容易出现反复。
进入2009年，龙港再次开始强镇扩权的试点工作。当年6月，温州市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其中首度明确，强镇扩权，党政一把手将实行高配：镇委书记进入所在县委常委；同时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
按照温州的市级试点方案，辖内各县市在用地指标、财政分成、项目支持、扩大派驻强镇职能部门权限等方面将获得政策支持。
在以往的行政改革中，放权成为唯一的选择，但要面对县镇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并不容易。龙港的强镇扩权方案于2009年年底完成，龙港要求下放的100余项事权，最终仅49项被批准。
相比于强镇扩权的有限推进，自本世纪初开始，温州市的各项规划中，都把龙港定位为鳌江流域的地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