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中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成员们，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从学科专家、中小学教研人员及中小学教师中选拔产生，任期四年。
按规定，委员们组成一个信息库，每年参与审定的委员从信息库中随机抽取，不对外公开。
可事实上，“抽取并不是太随机。”一位不愿具名的审查专家说，往往“审查还没开始，大家就知道名单了”。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因此每年3月或9月，正值教材编写申请立项，出版社就拿着还未送审的教材，上门拜访委员“求指导”，或者请委员讲课。
“委员不能白干活，捎个礼品，给点辛苦费，在业界稀松平常，但并没有明码标价。毕竟是搞学问的，谈价钱有辱斯文。”鄂教版科学教材编辑向春说。
有钱还不见得能办事。“走关系，要靠熟人，不熟委员都不搭理你。”人教社某教材编辑刘勇说。这些刘口中的熟人，大都是编写组的主编。一般情况下，请哪位委员“看教材”，“表示多少合适”，这些出版社都会一一询问主编，甚至拜访委员也需要主编开道引荐。
未被公关的委员的确有。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材审查专家说，他也曾多次接到出版社请求“拜访”和讲课的电话，每一次都回绝。
小小的教材审查圈，已然形成一套运作有序、成熟的潜规则。潜规则之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被无情打破。
“我的教材质量高，但还是怕你走关系。”向春说，圈内人心里普遍筑起这样一道防火墙。卢新祁就深有感触。
2001年，新一轮教材立项申请在全国铺开。曾主编《自然》的卢新祁希望沐浴着改革的新风，编一套高质量的新教材。次年，他的教材很快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递交立项申请，与此同时省内竞争者还有另一家出版社。
当时卢新祁并没有嗅到风险，反而觉得势在必得。谁知，立项阶段就被刷下。圈内人告诉他，“你们出版社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从编写、立项到审查通过，公关的作用逐步凸显，它直接决定一本教材的生或死。它的花费自然也不小。”鄂教版科学教材编辑向春说。
正式印刷前，一本书的成本至少在一两百万，甚至可能三四百万，其中编写者的来回吃住费和稿费均是小头，公关费占了绝大头。
“租型”背后的地方利益
公关大战的背后，拉扯出的是一条交织复杂的地方保护利益链。
2014年9月，仁爱所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虽然清远教育局振振有词，但更换教材背后，是赤裸裸的地方利益保护。
“为何更换后得到使用的教材，都是地方出版单位‘租型’教材？”仁爱所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质问。在清远，原计划替代仁爱英语课本的“人教版”是广东省“租型”教材。
何为“租型”？课改前，人教社编写的教材是国家唯一指定教材，受生产能力所限，为保障每年9月学生开学能拿到书，人教社就将教材的胶片“租型”给各地出版单位，后者则委托地方出版社印刷，由新华书店独家配送。而各地出版单位只需按照教材总码洋（定价总额）的3%-4%向人教社支付“租型”费，余下96%-97%全收入囊中。
“如果某个出版单位独揽某个省教材发行，那么一学期教材的总码洋有十几个亿。”一位教材审定专家说，这么肥的市场，各个地方都想实现垄断。
果不其然，教材市场放开后，各地地方出版单位想尽办法保留“租型”。他们冠之以“招投标”的新名，要求教材出版发行机构由竞标方式产生，未中标的出版社，继续走“租型”的老路。
金钟罩有了，各地方于是迅速划分领地。
2013年，江苏连云港市突然决定将一直使用的苏教版科学教材换成湘教版，得知消息后，江苏教育出版社紧急前往连云港“做工作”。
“毕竟是省里头的自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苏教社还是守住了连云港。”该出版社科学教材编辑冯宇说。
“地方保护主义、利益集团等多种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夹杂其中，导致今天教材之乱局。”高凌飚认为，这个问题要解决，绝非教育部门一家的事。
教材市场乱象，早已不仅是教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