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国际足联
历史上有两个国际足联，它们的分水岭是1974年。在这一年的世界杯赛即将开始之前的6月11日，122个足协投票人聚集在德国法兰克福大会堂门口，他们要在劳斯和阿维兰热中选出下一任国际足联主席。劳斯博士德高望重，阿维兰热则步步紧逼，人们相信劳斯才是足球在商业化大潮面前最后的守望者，但人们也知道最后的胜利者只会是阿维兰热。
这当然不是因为阿维兰热提出的那几条貌似信誓旦旦实则平淡无奇的竞选纲领，而是因为人们知道，不谙政治的劳斯博士对竞选中的合纵连横之术颇为不齿，阿维兰热则精通此道，会议的后台果然变成了一场后者主导下的肮脏交易，“到处是刺鼻的铜臭味，一个个棕色信封被四处分发，授受双方惺惺相惜，那情形就好像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不够，尽管开口。”
为阿维兰热提供巨额支票的人叫达斯勒。在邂逅阿维兰热之前，这个德国人的生活重心就是经营自己的家族企业阿迪达斯，他曾经觉得让所有运动员都穿上印有三道杠或三叶草的服装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在介入阿维兰热和劳斯的竞选后，达斯勒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缔造新的生命轨迹：也许，他可以借助赞助商的力量成为体育世界里前无古人的无冕之王。
很快，达斯勒在蒙特卡洛建立了倒卖各大体育组织营销权的新公司ISL。借助这家公司，达斯勒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时尚：运动员为高额报酬做着碳酸饮料的广告，他们自己却为保持健康而绝不染指这类垃圾食品;体育官员即使在竞选中铩羽而归，也可以享受头等舱和五星饭店;各大品牌也找到了新的营销渠道和炫富方式——只要他们肯花钱，他们就可以当面夸奖贝利的射门、贝斯特的洒脱和贝肯鲍尔的沉稳，他们的品牌也就可以一直出现在公众面前。
当然，达斯勒的做法为职业体育埋下了一个肮脏的伏笔。大部分奥林匹克运动代表大会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会前的阿迪达斯晚宴已经将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作为必然的结果，国际田联、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竟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席选举，内比奥洛、萨马兰奇和阿维兰热的当选几乎都在正式选举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经确定。
这种情况在国际足联表现的尤为明显。阿维兰热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阿迪达斯人，他的继任者布拉特同样是阿迪达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1975年到国际足联赴任前，布拉特曾在阿迪达斯总部接受培训，那时他正帮助达斯勒运营一个与浪琴的合作项目;那之后，布拉特又在达斯勒的帮助下成为了国际足联内部与可口可乐对接的官员;到1981年，在帮助阿维兰热挤走了后者和达斯勒的眼中钉凯瑟尔后，布拉特又顺利成章地成了国际足联的秘书长。
但与执掌国际奥委会的萨马兰奇不同，阿维兰热几乎从没有认真考虑过让国际足联变成一个令人尊敬的国际组织。对阿维兰热而言，只要他还掌握着全球第一运动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品牌——世界杯，规则和规范就不重要，即便这些事情关系到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腐败大本营
离任国际足联主席时，阿维兰热曾这样感慨：“我继任主席职位时，国际足联账上只有可怜的20 美金。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可以看着4 亿美金的支票告别主席职位了。”的确，国际足联通过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开发获得了巨大成功：1994年美国世界杯还仅仅为国际足联带来9600万欧元，这个数字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已经变成了32 亿美元。
官方媒体喜欢将这种惊人成就归因为阿维兰热出色的经营天赋：即便在代表巴西参加奥运会期间，阿维兰热也从容运营着一家年营业额数百万美元的公司。但人们应该知道，运营一家年营业额几百万美元的本地企业和一个每年需要数亿美元经费支持的国际组织其实完全不同。阿维兰热之所以能让国际足联风生水起，是因为他通过让渡部分权力激活了达斯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