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多反对少”，是独董们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来自沪深交易所的数据显示,我国从2001年起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近三年数万次的投票中，多达7000余名上市公司独董仅有47次表示反对意见，94次弃权，签字同意次数几乎达99%。
·“不懂不独”。一些独立董事，缺乏所在行业必要的经营管理知识，或因兼职过多难以顾及，很难有效监管上市公司行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处处长蔡荣生落马前，就一度身兼7家上市及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近半年来，A股平均每天一位独立董事辞任。备受诟病的“中国式独董”似乎开始淡出公众视野，然而赴上市公司等公众公司兼任职，还只是独董江湖的冰山一角。
从分布来看，来自“银证保”等金融系统的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现象较为集中。沪市主板某保险业上市公司的一位独立董事表示，事实上，大部分有官员背景的独董，此前与上市公司都有行业或地域上的领导和管辖关系。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12日正式发布。从2001年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至今，A股独董迎来了首份规范性文件。
来自沪深交易所的数据显示，在近3年的数万次投票中，多达7000余名的上市公司独董仅有47次表示反对意见，94次弃权，签字同意次数占比几乎达99%。“拿钱—签字—放行”，空领高薪、利益勾结、“官员独董”，记者调查发现，上市公司独董乱象频发，完善现代企业的第三方独董制度仍任重道远。
我国从2001年起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本应为中小股民代言的这一职位为何饱受诟病?
“同意多反对少”，是独董们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来自沪深交易所的数据显示,我国从2001年起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近三年数万次的投票中，多达7000余名上市公司独董仅有47次表示反对意见，94次弃权，签字同意次数几乎达99%。
特别是在2012年，在深市大量中小上市企业中，仅有1例独董投出反对票。部分“中国式独董”的“拿钱、签字、放行”现象愈发突出。
与之相对的是，独立董事日渐“取酬多作用少”：特别是一部分上市公司陷入“比拼”独董薪酬和行政级别的怪圈，独董年薪日渐攀升。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谢庆健、福建省银监局原局长刘南园，2013年在宁波银行、平安银行的兼职薪酬约30余万元——而在2010年年报中，大部分独立董事薪酬为5万-10万元。
今年7月卸任民生银行独董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则创下100.5万元的薪酬纪录。
作为源自欧美公司制度的“舶来品”，独立董事本应为处于弱势的中小股东代言，对上市公司重大决策具有投票否决权。记者调查发现，A股独董的乱象背后，不乏制度设计自身的种种缺陷。
“不懂不独”。一些独立董事，缺乏所在行业必要的经营管理知识，或因兼职过多难以顾及，很难有效监管上市公司行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处处长蔡荣生落马前，就一度身兼7家上市及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勾结牟利。个别独立董事还利用任职之机，监守自盗从事内幕交易。2011年，上市公司漳泽电力就发布公告披露，公司独立董事杨治山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已涉嫌违规交易对其立案，随后引咎辞职。
政商“旋转”。“独立董事选任均是大股东、董事会说了算，还有一部分官员退休后，赴上市公司任独立董事。”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吴冬说。
独立董事的来源一直颇受争议。根据宁波银行年报，其6位独立董事一度就有5位有前官员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