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面对经济下滑，一般都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套使用，至少启用一方，但另一方不能拖后腿。从过去的一年多来看，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虽名为“稳健”实为积极宽松；财政政策口号是“积极”实为稳健甚至是消极的。
石油价格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石油价格的下跌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和讯财经年会上介绍说：“我们用CGE(一般均衡)模型的估算结果是，如果年均油价降低10%，我国年均实际GDP增速可因此提高0.12个百分点。”马骏先生的模型显然没有计算油价下跌后，财政部三次提高了燃油消费税，汽油消费税从1元/升提高至1.52元/升，柴油从0.8元/升提高至1.2元/升。
这样，石油价格虽然下跌，但是，加上税收，油价跌幅有限。加税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严重的财政紧缩政策，势必让积极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更致命的是，极大压缩了货币政策空间。
消费税走向消极
关于三次加税的讨论很多，有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比如马光远等从程序角度指出财政部一个部门就决定加税而不通过立法机构，而财政部门相关专家也作出了回应。网上打赌和段子漫天飞，反映出民众的无奈和讥讽。
然而，回归财政和货币政策层面，燃油税对货币政策的销蚀作用讨论很少，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讨论更少。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增速创下近24年新低。其中，第四季度增长7.3%，增速虽较上一季度持平，但是环比增长仅为1.5%，较上一季度减慢0.4个百分点，且连续第二个季度放缓。
经济界对经济放缓达成共识，高层也对这种局面有所认识，并提出了“新常态”一说。
自去年以来，本人多篇文章提出“降准不如降息，降准和降息加起来不如减税”观点，遗憾的是，不仅未出现大范围大幅度减税，相反，比如在燃油消费税上出现了大幅度加税情况。
事实上，我们执行了一项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消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向前跑；财政政策向后拉。燃油税也许收不了很多钱，但是，其对油价起到不降价的作用，其杠杆效应需要翻倍考量，其对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十分巨大。
从来没有国家一方面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采取消极的财政政策的，这不是新常态是变态。
对货币政策与经济的伤害
简单来说，大幅度提高燃油税从以下几方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产生影响：首先，燃油税增加会大幅提高物价，影响CPI增长；其次，物价上涨影响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或者说制约了货币政策放宽，因为，央行必然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要顾虑物价上涨，抑制通胀是任何央行的第一位的天然的职责；第三，事实上的高油价对油价下跌带来潜在的经济增长彻底打消。
笔者多次撰文说过，油价对物价和CPI影响作用非常巨大，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为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和可能，而燃油税的不断、大幅提升正销蚀了这一空间。
在和讯的财经年会上，马骏先生引用很多国际研究成果，他介绍说，国际上相关文献所研究的主要是油价上升对产出的影响，而不是油价下降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油价上升主要通过三个渠道降低产出。一是油价上升推高生产成本，较高的成本导致最优产出的下降；二是油价上升抑制消费(如抑制对汽车的消费，并挤出其他消费)，从而导致总需求下降并负面影响产出；三是油价上升推高通胀，导致货币政策紧缩，总需求和产出因此下降。至于哪个渠道更为重要，相关研究没有给出一致的结论。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段的数据所作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油价上升的背景下，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变化对产出总变化的贡献在30%-75%之间。
关于油价下降对经济的好处，西方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消费的提升作用。比如，近半年的油价下跌对普通的美国驾车者来说，省下了每年500美元的汽油费，对消费的刺激相当于工资上涨1%。对德国的普通驾车者来说，每年也可省下200-300欧元的汽油费用于其它消费。对消费者来说，油价下跌相当于减税或补贴对消费的刺激，会从需求面拉动产出。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油价下跌虽然会通过多种途径提升产出水平，但影响的效果与油价上升相比具有不对称性，即油价上升对产出的负面冲击要大于油价下降对产出的正面影响。对这种不对称性的解释至少有两种：一是认为价格、工资的黏性有不对称性，即工资、价格上涨比较容易，但下降比较难，因此油价下降通过价格影响产出的效果相对于油价上升来得更小。二是认为货币政策的反应具有不对称性，即由于多数老百姓对通胀十分厌恶，但对通缩的反应则比较不明显，所以油价上涨更容易导致紧缩货币的政治压力，而油价下跌引致的松动货币政策的压力相对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