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也敏锐地指出这一点：“从意见中可以看出，推动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目标，这也意味着，这一人群可能是本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不过，对于农民是否能够真正受益，意见并不统一。因为这与城镇化密切相关。21世纪经济报道的微博似乎打算重提这一点：“2013年7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蓝皮书》称，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自行承担的个人生活成本，平均每人1.8万元/年。”
这种量化的测算带有一定的“被城镇化”色彩。早在“城镇化”刚被较多提及时，就有呼吁警惕“被城镇化”的声音。21世纪经济报道的另一篇文章就提到：“此前中国社科院2010年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够转户口，则90%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
《京华时报》的另一篇评论则直接援引“意见”重申：“农民是否愿意落户、特别是落户后是否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容不得地方政府的‘野蛮做主’。这在《意见》中表述为，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不得以退出‘三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释放土地改革红利
户籍改革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事，尤其跟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被视为户籍配套改革的重中之重。
据华夏时报报道，相对非农户口而言，农业户口最大的优势就是享有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土地的权利。所以，户籍改革即便是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的户口壁垒，农民收获了最大红利，但对于土地依然患得患失。
“如果是放开大城市户籍，为了子女上学方便我会考虑转户口，但听说现在仅是放开中小城市的户口限制，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那的户口还没有我们农民的户口值钱。”7月31日，修脚师傅罗永福表示，他在江苏老家有6亩口粮地，每年每亩发放120元的种粮补贴，同时，由于他和妻子均在外打工，因此将地以每亩200元的价格转租出去。最关键的是，农村户口还可以享有村办企业的分红，占地还可以分更多的钱。
毫无疑问，舍弃农民身份，享受市民红利，农民工最大的担心是土地被收回，最终上演“丢了西瓜捡芝麻”的悲剧，而这样的担心涉及范围广泛。
“针对土地承包，国家有相应的法案规定，原则上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土地如何转变的确是此次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发布的户籍改革意见中，国务院明确提出，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同时要求，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保障农民的“三权”。很明显，相关法案给予了此次户籍改革特别的关照。
缩小不同区域城乡及城镇间差距
中国经济时报报道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朱善利指出，我国不仅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都很大，当前的现实条件下，不仅农村人流向城市不容易，城市人流向农村也不容易，人口流动问题在城乡间的正向、反向的流动，包括地区间、不同城市间的流动都受到户籍制度的障碍。
朱善利认为，改革要能够让人口将来在城乡、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就要求中国要统一户籍制度登记，首先应当缩小大型城市与中小城镇间的公共产品差距，未来政府应该加强对于中小城镇的投入与建设。他认为，中国目前处于增量改革状态下，而“增量”这部分应当优先向中小城镇倾斜，原因在于已形成的福利很难减少，也就是说“存量”的改变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选择增加国家财政对于中小城镇公共产品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