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全世界千年未有之怪现象—“负利率”。
第三个供应侧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恶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参与率下降，人口分成三段，16岁以前，16-65岁，前面是抚养的，后面是参养的，中间是工作人口，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多少决定了经济的活力，如果劳动参与率比较高的话大家都比较轻松，如果倒过来大家就很艰难，一个人养两个和两个人养一个不是一个概念。70%的人养活30%多我们还是不错的，但是在发达国家已经不是这样了，中国也在开始向那个方向在走。人口参与率下降，往后再延伸下去人口下降，人口下降还搞什么经济?搞什么金融?全世界就得比人口。
在需求端各国存在产出缺口，你所有实体的财富，实体的一些物质足以支撑某一个增长，但是你的需求不够大，使得这个生产率实现不了，出现了一个产出缺口。现在说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出口不够，国内的有效投资不足，需求不足造成了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在下运行，而且时间长了会把潜在增长率也带下去，这种情况下结果一定是通货紧缩。所以，产出缺口实际上是供应侧因素在需求侧的反映。全世界都如此。大家知道国内经济学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有一些很乐观，说中国8%再来20年没问题，那说的是潜在增长率，我们的需求根本支撑不了它，一年不能支撑，一年不能支撑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现在我们算的潜在增长率在六点几。到2030年到2040年在四点几、五点几，反过来这已经很好很好了，全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人均增长率?
第三个问题，宏观政策，面对这个新的局面，我们遵循的老的操作架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无所着手，货币政策怎么办?利率已经变成这样了，格林斯潘19年执政他干什么事儿?就是把利率调上去，现在没东西搞了，需要研究危机以来美联储干什么。因为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恰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反危机专家伯南克可在当联储主席，他很熟，危机第二年他立刻把利率打到零，货币供应打到无穷大，这不是我们说的刺激，他非常清楚的表明这些货币政策是对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不造成任何的障碍。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没有什么，所以，货币政策刺激了都算的出来，是造成了一个对经济根本就不形成任何束缚的货币环境。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大家注意他有很多措施，这个便利，那个便利搞出来了，其实颇有点像我们的点贷，翻译成短期便利，中期便利，没有中国词了，中国的词就是“央行再贷款”，差不多，要担保，要抵押，普遍的向这个方面回归。而向这方面回归理论有一些意义其实是很深远的。我们知道货币政策，这么多年货币是什么?货币我们通常都是从负债角度来定。央行占了多少。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了货币是不是企业就能获得它，这是一个问题。金融理论说货币供应是否变成了信用，这个词又开始了，“信用”这个词我知道国内绝大多数的学校有这个概念的挖掘。现在典型的情况是货币太多，信用太少，所谓贷款难，贷款贵说的是这个事儿，钱多的很，但是就是没有变成信贷，没有变成债券，没有变成企业手中可用的资金，货币到信用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障碍。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觉得现在货币供应不行了，M2不行了，搞了一个社会融资总额，把负债和资产混在一起讲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应当有一个关于信用的东西。这其实是货币金融学非常非常基础的理论，就是怎么统计货币，从负债面统计还是从资产统计。托尼倾向于从资产统计，只有这个才有用，负债有多少钱它没有变成我可用的钱没有意思，这次危机我们看得很清楚，有钱，但是要钱的人拿不到钱，货币供应在扩张，而信用在萎缩。从信用角度来看，很有点意思，包括银行有点用。
这时候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全球负利率，当然它意味着传统货币政策的手段失效了，但是同时意味着很多新的探索正在发生。有些探索看起来在回归，反正背后要结合新的情况研究老的手段。货币政策不能担当，于是要考虑财政政策，各国的财政政策前所未有的增加了负债。这也不是无限制的，美国财政政策马上遇到了财政悬崖，债务的限额问题，总量、结构等等。如果你不能有效的解释，议会就停止拨款，政府关门两星期。中国这个过程也启动了，我在人大财经委也曾经审财政部的赤字，我天天力主审这个，别的东西审它干什么?朝阳区北京市多少钱人吃马喂，就审债务它怎么能超过自己的收入进行支出。这个问题也很突出，不光为财政政策的作用又提出挑战，你到底该怎么做，如果这样做下去会不会所有的政府都变成日本?我现在放言，中国能变成日本就很不错，要做好这个打算，因为那边不行了，而且货币放开不是随随便便的放，买个什么东西，在信用货币支付下货币的供应是一个信用过程，这个信用过程为谁授信，我只能为政府授信，政府发债，我买你的债，把钱给你，你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觉得中国能走的很好。进一步的来揭示财政金融，原来是一家。在中国这个实行他们是一家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在西方国家可能不是一家，分得很清楚。
第四个问题是过去讨论比较少的就是收入分配危机长期持续就有了社会的不安，就会有人说坏话，如果说坏话的人是多数，社会就会动荡。面对这种情况成就了法国的一个小经济学家，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全世界风靡，他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占中也提这个，占领华尔街，1%与百分之多少的关系，50%和百分之多少的关系，就说的这个事儿，经济是增长了，我们是也没有饿肚皮，但注意这是变化的，所有这些事情是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和农业社会不同，农业社会可能经济是不增长的，不增长大家在争食就有人要饿死，现在不是，都能吃饱，但是大家对吃饱之余你有这么多而我得不到的话，心里非常不平衡，华尔街占中，包括台湾，是在增长，是好事，我得不到，资本家得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国也相当突出，在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资本相对劳动来说是占优的，资本分配在前，劳动分配在后。中国消费上不去，消费是居民行为，居民收入上不去它消费怎么上去?居民收入上不去分配中资本占优，资本要拿大头。
回想孙中山当年叫劫持资本，他也看到没有资本就没有增长，没有发展，但是资本太多了也不行，太偏颇的分配也不行，所以，要劫持资本。我们在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其实是很符合中国的国民性，有很多事情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到了斯蒂格利茨这些人就很深入了，从这个群体出发，他说既然有收入分配不公就要有政府干预问题，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是需要解释的，传统经济学的前提边际回报率，如果是这样，政府就不干预，至少不该积极的作为，现在他说高垄断利润持有，目前市场资本和劳动再分配的过程中资本占优，资本优先。所以，这不符合市场，他到底是大经济学家，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引到了问题的前提上，否定它的前提那是最根本的否定，那是在源上进行否定，这个到前提上，明明不符合市场有效的假定，所以，政府进行干预便有了合理的根据，这个最高兴的是中国，我们每天解释，现在发现不用解释，有人替我们解释，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把刚刚说的实体经济中的三个问题稍微展开一点。劳动生产率下降，用的是美国的数据，起起伏伏，能不能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一下子过来跳上去，大家谁都不敢说，回想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星球大战”那些科技计划、太空计划多得很，当然没搞起来，大规模的军工的技术应用于民间，现在没有这个储备。
生产率下降引致一系列问题。美国咨商会有一个判断，造成的影响就是利率，即便利率水平如此之低，全球经济依旧脆弱。在生产率下降的条件下，利率水平无法上升，至少其上升的空间是有限的，否则将制约经济的发展，美国及全球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如今正面临着是否加息的难题。不加息在负利率上怎么操作?这反映的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影响到工资，劳动生产率不上升，工资就没理由上升，工资不上升，民粹主义就抬头。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过工资，说要有两个保持一致，第一和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第二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一致，保证了不至于国富民穷，不至于坐吃山空。现在由于劳动生产率下降工资无法上涨，工资老是不上的话问题大了，老百姓是不理你的，你跟他说劳动生产率这一套他不听，我只是收入没上升。
所以，我们的财长最近两年老是在攻击《劳动合同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非常重要，美联储决策的时候有很多的模型，几千年做的模型，最后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决策就是几个数字，劳动生产率、工资、通货膨胀率，这几个东西简单比较比较就可以做决策了，只要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只管搞，因为它可以确保经济非常正常的运行，但是一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无所适从。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就是利率困局。2014年开始，欧元区是2014年6月，丹麦是2014年9月，瑞士是2014年12月，瑞典是2015年2月，日本是2016年1月。做研究的人觉得负利率很可能是常态了，研究在负利率的情况下怎么运行，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最初是很浅表的解释，要支撑通货膨胀预期，把利率搞下去，让通货膨胀上来，但是发现利率下来了，通货膨胀没上去。通货膨胀没上去，工资福利这些民粹主义者还要，劳动生产率没上去，物价也没上去，但是他工资要上去，在发达国家情况很普遍。所以，很难应付。
还有缓解本地的生存压力，瑞典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大家避险，钱都到那里去，搞个负利率到我这儿来，我先给你课一点利率税让你不要来，效果也都不明显。负利率的长期实行还是因为投资收益率。
2016年7月28号，联储议息会再次决定维持0.25%不变，负利率不一定是常态，低利率是常态，低利率(负利率)是常态这个命题肯定没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低利率。
真实利率水平的刻划。美国和欧元区的。从80年代开始主要国家的国债收益率，这个趋势看起来非常可怕，当然它如果永远是趋势的话投资也好做。德国负的。这种情况之后整个金融的运行就发现没有方向了。
第三个问题，人口结构恶化。非洲、东亚、南亚，拉丁美洲、欧洲、北美，这是很致命的，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如果人都没有了，经济活动就无以承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经济学意义的抚养比，最下面东亚的抚养比迅速的上升，每一个人以后你们的抚养比比我们多多了。抚养比下降的首先还是非洲，之前有理论说“21世纪是非洲世纪”，就是他有人，我们没人或者我们人口少了，跟它没法争了。
第二个问题从第一个问题入手分析了几个主要的决定经济的方面，供应侧，需求侧，政策侧几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有哪些问题?
下面进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中国经济下滑，我们不一定用这个词，我们倾向于“结构性减速”，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用这个词，也就是我们对增长还是结构性，尤其讲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因为结构变化而造成的。同样这样一些结构变化导致了我们的增长，也是这样一些结构它的变化使得我们进入了相对不利的地位。所以，我们总是从实体层面，从结构层面解释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所以，我们用的词叫结构性减速，对应的就会有一个结构性增速的概念。
我们很多的结构性因素，结构可以很泛的在用，有一些用的是有价值的，有一些价值不太大，我们列了几个结构，比如市场结构，中国是从一个完全的行政性经济过渡过来的，哪个地方引入了市场，哪个地方就有了产值。所以，市场化肯定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到今天市场化或者说已经没有空间了，已经很市场化了，中国市场化程度在某些程度上，某些领域里，像美国这些国家要市场化的多。再有也在调整。所以，市场化这个结构变化，整个市场结构的变化，城市化相对比例的变化对中国未来成长没有太多潜在的红利。
人口我们叫红利，但是今天我们在哀叹这个红利的逝去，这也是个问题，人口红利是个问题。我读书的时候说到中国经济，大家老是众口一词，中国经济不可能，没救，主要原因人太多，中国人跟美国人差不多的话我们就好了，殊不知就是这么多的人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人本身只是一个被动的，人能就业还是不能就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人多能就业那热火朝天，人多不能就业，天天在街上晃就会有社会动荡。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人口逐渐变成红利，这个红利产生是因为有工业化，红利产生是因为有市场化，红利产生是因为让人们放手让人们自己去创业，这非常简单。现在我们觉得就业人口慢慢减少，于是要创造新的红利来替代结构变化。全球化，中国经历一个大规模的全球化，原来是封闭，后来是两头在外，最高的时候中国的全球化程度60%多，出口、进口加在一起占GDP最高60%多，我们的净额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