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占GDP14%，多大的拉动。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分析都出来了，100块钱的一个东西我们只挣一块钱、两块钱，但是它还是维持了庞大的就业人口，维持了经济在缓慢的上升，大家都一起上涨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上涨。
现在这个情况，全球化目前我们面对的是逆全球化，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已经连续四年低于全球的GDP增长，这表明各国都在收缩自己的阵线，关起自己的大门。所以，这几年贸易纠纷很多，很自然的事，中国更多更是很自然的事，中国第一贸易大国。所以，这种情况，全球化的逆转也是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也逆转，人民币国际化靠的是贸易，贸易没了，贸易下降，国际化的主要需求就不存在了。
工业化，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进的工业化，传统意义的工业化，现在这个工业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们现在进入新的工业化，进入服务化，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相对来说经济增长比较低的。
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由工业化带动的，我们没有主动的城市化的战略。当我们开始主动的制定城市化战略的时候发现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完成了。有一个大的判断，不是完成，原来意义的城市化完成了。大家想一想本届政府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城市化我们寄予多少希望，所有的宝都押在上面，说最大的需求，最大的动力，现在调子已经完全变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就需要很好的研究，城市化道路是不是要这样走下去，而且中国跟西方相比，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好像从一开始就是颠倒的。我们知道在欧洲是先进的农村落后的城市，所以，查文献在欧美的文献里不太有关于城市化的问题，搞城市化就是世界银行一帮人在忽悠，拉美的经验在忽悠，拉美搞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在欧洲他们无所谓城市化，要用纯欧洲的标准中国城市化80%多，所谓基础设施到没到，基础设施到了就是城市化了。我们跟OECD长期合作，OECD说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按照欧洲的标准哪个村没有路?哪个村没有线?哪个村没电?哪个村没水?有了不就城市化了?当然我们知道肯定不完全是这样，这样一个大的经济社会运动不是这么简单的人口城市化一年多少人，我们的房地产商算的最好，中国要到70%城市化，一年1%，中国一年1%是1300万人，一年1300万人来要房子，我盖都来不及。所以，房子盖吧，盖到现在就变成了库存。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城市化这个事情也变成一个要重新思考的。原来大家坐在办公室算大中小并举，东西方共进，现在不是，就是特大城市小城市，中间没有过渡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指望从50%到60%，这个过程中断。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过去发生过很正面的因素，现在这些因素都逐渐弱化，它是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常态由此而形成。
看几个图，中国GDP增长率从2008年开始与全球同步在下行。物价投资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根据我的判断是中期调整，要么就把它消化掉，你不用担心，北京绝对没问题，地级市全部都没问题，有些城市还是炒。社会融资总量，利率水平持续下降。
我们院的宏观经济实验室编了一个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26个指标，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克强指数”、“货运周转量”都在里面，编出来的指数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下行的。先行指数之扩散指数进一步向其他部门扩，趋势也是下行。
杠杆率，经济增长速度一下来，杠杆率就水落石出了。1996年到2015年，我们把它放在一张图上看，中国的杠杆率的变化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到2002年，之前是一个封闭经济，中国这样一种封闭经济速度上去的话一定带动的是债务的更高速度的扩大。经济的金融结构是一个负债结构，间接融资为主，大家的钱到银行，银行出来贷款，银行又不许投资，全部变成接受贷款企业的贷款。所以，这个结构一定是债务上升的结构。债务一定比GDP上升的快。
到第二阶段就是中国最黄金的时期，加入WTO之后，我们的杠杆率持平，略有下降，这也与计算有关，我们的杠杆率分母是GDP，这段时间GDP上的快。所以，使得我们杠杆率显得上得不那么快，其实上得很快。到2008年危机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又转过来了，GDP上升的速度有所趋缓，债务上升得很快，杠杆率上升很快。我解释一下，我在很多场合说这个问题，上次跟总书记汇报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用资产负债表来解释国民经济其实只是一个运用，不是严格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信说的意思是你要在算负债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债务他所形成的资产。资产负债表有借必有贷，借贷必平衡，资产负债表一定是平衡的。另外，典型的所谓杠杆率是指的一个生产型机构它的总资产对权益的补充，把它扩展到国民经济只是一个象征意义说个事儿。有的人写文章，我的学生发给我，也不知道怎么批判他，我说不要批判他，我们没把它写清楚。有的人写“李某人怎么犯这样一个常识性错误”，本人没犯常识性错误，因为这个很复杂。
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是上升的，大概也是在2008年之后，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的情况从2009年开始迅速上升，上升的也比较快。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应该说比较低，但是上升的比较快，上升的速度也不低，特别是地方政府上升很快。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我们和毕马威的数字有个区别，他们算的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很高。金融机构占比很低，毕马威很大一个差别它把同业放在里面，我们把同业扣掉了。因为同业是有意义的，但是算债务负担的时候同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把它扣掉，而且这几年中国银行同业的迅速扩展是非正常的。我们跟他们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同业，他们2007年之后在迅速扩大，我们这块变动不大。
杠杆率的分析，先从债务上到2015年底的基本情况，有几个结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企业债务中国企是65%，国企杠杆率过高是中国债务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处理债务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融资平台怎么处理，有些人把它处理为企业，我们也一直把它处理为企业，最近我们调了一下，因为我们想说事儿。你说它是企业它肯定不是企业，你说不是企业那就是企业注册的。所以，这部分今年上半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迅速的扩大，以至于楼继伟在人大财经委说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任何手段的制约，发贷款，让地方的政府给它提供担保，地方政府不行地方人大也行。他说凡是我们知道的事情，财政部会开一个提醒函给该行说你已经违法了。你也没办法。没办法我们觉得他的法律地位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一个建议，要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关进法律的笼子里，也就是中国应该开一个新券种叫政府机构债，人大通过一个法，然后政府发起，它的产权是什么不重要，就像联邦储备法一样就是一个法，依据联邦储备法成立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是私人机构，那无所谓，依法设立机构这个概念，要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这块现在根本控制不住，没有任何的手段控制。
把债务问题搞清楚后看资产。2014年底按宽口径匡算，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净资产103.3万亿，其中有很的是流动性不足的，把所有的都扣掉，土地扣掉，主权资产净值28.5万亿。这些资产主要由外汇储备、黄金等贵金属，以及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资产等高流动性资产。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退一步说即使发生了也能解决。
我们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那一轮也是规模很大，几乎所有的国有金融机构都翻了一遍再资本化，那也就5万亿，十几年下来大不了多少。所以，我们足以应付危机。实际上等于我消灭了一些资产，我有这个能力，而且我这个体制也允许。左口袋掏到右口袋一个文件下去就解决了，在西方国家肯定要股份公司董事会同意不同意，议会同意不同意，到最后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大家都烂下去，这我们还是能够解决的。所以，可以移山填海。
同时，中国债务危机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中国的高储蓄，高储蓄意味着债务融资的来源，中国即使有多大的负债也是左口袋欠右口袋的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口袋、右口袋没问题。日本的债务很高，它的政府债务高得不得了，但是日本在西方经济是最稳定的，因为要算国家资产负债表它是一个正的，很健康。政府欠企业居民的债也是左口袋欠了有口袋。所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稳定的。我们国家储蓄率跟高，自己借自己的钱。我们外币的债务占比不足3%。我们间接融资为主，于是我们的风险主要是流动性风险，而不是不能清偿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我们庞大的银行体系，再一个我们中央银行结构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我们客观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中国没有债务危机，那是忽悠。我们最近开了好几个会大家都在回顾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时候中国的债务百分之五六十了，低一点百分之十几，那不是经济高成长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特有的特制条件，经济条件，金融条件，还有政治条件，这些共同构成了处理债务的要素。
去杠杆需要综合的施侧，我们觉得切忌为了去杠杆去杠杆，为了解决债务解决债务，需知这些杠杆率高企，这些不良债务就是与实体经济中库存、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对应，必须对应的解决。我这边成本下去了，钱拿出来了，我不能那边还维持一个僵尸企业。一定要下决心我钱付出去了它也不能存在。所以，我们反反复复强调这个事儿，这个能解决，但是必须同时解决。不能说我学费付了，最后你还留级，那不行。所以，必须强调我们处理债务的过程是一次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如果我们为了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又一次推动企业改革，应该同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去杠杆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必须于法有据，不能靠国务院文件甚至一个电话，自从开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于法有据这个事情成为共识，四中全会之后我们所有的改革都先经过全国人大，新事物我们不可能立法，只能说原有领域中的法暂不适用，这就是我们于法有据的解释。
必须更加重视国际投资者的作用。这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国际投资者拿了很多钱等着你，因为在他们看来有很多是很有价值，或者说这些企业，包括一些国企，在人家手里有可能很有价值。所以，重视国际投资者的作用，更使得我们必须遵循司法化和法制化，遵循透明度的原则。
结构性减速的原因
下面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叫结构性减速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我们都是结构因素解释它的成长和它的成长速度的下降。我们资源配置的结构可以用一产、二产、三产的比重及其相对变化来刻划。我们看到过去所谓高成长这个结构性怎么变的呢?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然后三产缓缓上升。这个过程对应中国工业化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这个事实背后有一个经济学的道理，就是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尤其高，我们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中国的农业和种植业的劳动生产率10倍以上，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农民从农村到工厂打工的时候他从1变成了10，这个结构变化太大了。这个结构规模一年一千多万，时间多长?二十多年。这样一个结构变化一定会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定造成中国经济奇迹。大家今天不行了，今天那边产能过剩了，我们需要把人口、资源转移到服务业，也转了，服务业连续几年的GDP超过了制造业，但是经济学分析又出现了问题，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中国制造业。
我们在上海做的研究，上海服务的劳动生产率是上海地区制造业的70%，这是经济服务化的必然结果。放眼世界发现原来我们走的是发达经济体走过的路，世界各国的服务业的生产率都是低于制造业的，当他制造业过了一个阶段一定走服务化的道路，于是它的经济GDP就下来了，美国的增长速度曾经也有过很高的时候，但是当它服务业的比重占这么高的时候，不可能再这样了。经济更加人性化了，更加服务化了，更加以人为本了，中国正走在这个路上。所以，不必为因此而导致的经济下行担忧，这在有些地区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个要素供给效率下降，经济活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投入不断增加，资本投入不断增加，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年均26%，有这么多的资本投入才能吸收这么多的劳动，一结合就是经济增长，这个过程在我们面前也是好几十年。今天不行了，背后是因为投资的收益率下降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9%，其中民营的是0%，到这种程度了。从哪儿去吸收人?哪儿还有这个增长速度?没了。背后又是这样一个很深的实体经济面的经济学问题。我们过去因此而得益，今天因此而下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响应习主席号召，创新创新再创新，克强总理双创，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这个结构是不可违逆的，从这个结构几十年看下来那时候的好和今天的不好都是一个因素。
第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们把创新直接拿出来说，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的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