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狼来了！”
尽管在限牌之前，杭州已“满城风雨”，但谁也没想到“狼真的来了”，更何况“限牌不具备条件”之声还未消散。根据杭州市调控办透露，3月25日当天杭州共开具约4万张购车发票，相当于卖出4万辆车，而去年全年杭州一共才新增机动车27.6万辆。
汽车行业人员表示，3月25日一天卖出的车子，可能是去年杭州车市几个月的销量。与此同时，许多人在限牌消息传出后连夜“抢车”，这些人买了车，但没有拿到购车发票，仅取得定金交款凭证，这类车主超过3万人。这样算来，杭州限牌前一天，杭州卖出的新车可能超过7万辆。
值得玩味的是，在经历多次传闻与辟谣的拉锯战后，3月25日下午，一张“限牌新闻通稿”突然惊现网络，即将限牌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立即冲到4S店购车。7点整，杭州市召开发布会，限牌“板上钉钉”，引发“疯狂抢购”。
限牌之前，杭州一位白领陆小姐还在观望是否购车。当她听到26日零时限牌的消息后，立即发愁能否赶在限牌前买到一辆浙A牌照的座驾。比陆小姐动作快的大有人在，她看着4S店的人潮望车兴叹。最后，她打电话回江苏老家，直接让家人从起亚车厂订购了一辆车，并在杭州的4S店签了购车合同。
事实上，最后五小时抢车大战之中，消费者被宰现象频发。本来是买卖自愿的自由市场，不少4S店却把“令牌”当“王牌”：捆绑销售、坐地起价、趁乱签单。“限牌令”前，消费者本来已手忙脚乱，在车商的霸王条款下，更是成为“待宰羔羊”。谁来保障他们的权益？民生政策岂能成了车商的“暴利工具”？
25日晚间，在杭州东新路、沈半路、西溪路等汽车4S店，消费者这样自嘲：“买车就像买白菜。是车就买，却连买的是什么车都不知道。”限令之下的“恐慌性购车”是出于无奈，但让消费者气愤的是汽车4S店“趁火打劫”式捆绑销售和坐地起价。
在杭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徐婷一个月前就在杭州东新路上一家一汽大众4S店签下了高尔夫汽车的购车合同，还预付了定金。24日晚上，她接到销售顾问的电话，表示限牌在即，要搭售配件才能提车。徐婷说：“我买的就是普通汽车，光搭售的配件就要1.2万元，还净是些我不需要的东西，真是吃了个哑巴亏！”
此外，杭州李先生称，25日傍晚，他在听到汽车限牌传闻后赶到位于杭州萧山的起亚百源4S店，销售人员要求捆绑销售6800元的汽车配件。“当时我觉得贵了，正在和销售人员讨价还价。这时限牌的新闻发布会开了，销售经理跳了出来喊一嗓子：‘每辆车加价2万元。’”
“真是被人卖了还得帮着数钱，被车商坑了还得感谢他们开发票。这次限牌来得突然，对消费者是闷头一棍，车商却好像都提前知道，早早打开了荷包，对着消费者大肆‘吸金’。”杭州市民陆永嘉说。
事实上，在杭州公布“限牌令”前后，各大汽车4S店普遍进行了捆绑销售和加价。加价幅度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即使加了价，很多消费者的提车时间也已经排到年底。那么高达数万元的汽车配件都包括些什么呢？
消费者徐婷给出示了1.2万元的汽车配件单，上面包括疝气灯、导航、后视雷达、车窗贴膜(不包括前后窗)等。当记者拿着单子询问在杭州经营汽车配件公司的盛先生时，盛先生表示：“汽车4S店的配件价格往往比市场价高出2倍-3倍，同一个牌子的这些配件在市场上售价不会超过5000元。”
除去让消费者瘪了荷包外，一些细心的消费者发现，在购车合同上，一些汽车4S店也趁着忙乱做了手脚，以此规避法律责任。
杭州市民张先生25日上午在浙江万国福特4S店购买了一辆福克斯，本来以为上牌无忧，但回家后他发现购车合同上盖的却是发票专用章。细心的张先生赶紧请教了律师，却被告知盖了发票专用章的购车合同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忙中出错的绝非仅仅张先生一人。杭州市民方勇在购买了一辆福特翼虎后，拿回家的单子里竟然有一张验车单。“根本连车都没看到，说好了等车到以后去提。当时人多事杂心也乱，他们拿了一堆单子给我，我就都签了。”
对于上述情形，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方建中认为，如果销售方在购车合同订立之后提出加价提车或要求强加装饰，这就涉嫌违法，消费者可以向消协及工商部门投诉，甚至可直接去法院起诉销售方。如果在合同订立前，销售方提出了加价或配饰要求，消费者认可并订立合同，这样的合同是生效且受法律保护的。
“要强调的是，销售方加价等要求不能是无理的‘漫天要价’，否则涉嫌属于合同法中的‘乘人之危的合同’，消费者可以申请变更或撤销。”方建中说。
而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则表示，政府完全可以预料到限牌政策对车市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管理部门更应该提前打好“预防针”，规范买卖行为，杜绝趁乱抬价，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权益，别丢了效率也失了公平。
实际上，继天津等城市之后，杭州成为第七个实施汽车限购城市。有券商分析师认为，杭州限购对全国汽车销量增长拖累不会超过0.1%，但利好新能源客车的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在新能源车政策上实行免摇号政策，彰显该城市对推动“节能”车的政府立场。
而经过梳理，关于新能源汽车车牌获取方式，杭州，免摇号；上海，送牌照；北京、天津、广州，摇号；石家庄、贵阳暂未有专门的对应办法。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天津、广州虽说摇号，但由于申请人数均低于指标人数，现阶段都为免摇号中签。
其实，相比消费者，受限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汽车厂商。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日前对媒体表示，限购直接导致消费者所购车辆平均单价大幅增加，也就是说，价格区间处于下游的自主品牌在限购城市的生存空间越发艰难。
国泰君安研报显示，合资品牌受益于限购限行。根据上海、北京、广州限购后出现的情况，合资品牌车企将在限购城市更为受益，主要是车型定位相对更为高端（价格更高，排量更大）。国泰君安引用中汽协表示，上海、北京、广州宣布实施限购小客车政策之后，中国品牌占有率下降近一半，仅维持在10%左右，远低于全国市场32%的水平。
以北京为例，实施限购政策前后，销售车辆的平均单价提高88%，1.6L及以下排量的轿车占有率下降17%。国泰君安认为，限购可能拉动新能源公交车的销量增长。安信证券认为杭州限购对全国汽车销量增长的拖累不会超过0.1%，限购利好新能源车，特别是新能源客车的增长。
突击限牌为那般？
“辟谣”成为此次杭州限购行动之前相关部门用得最频繁的一个词。有媒体报道，据杭州当地4S店工作人员称，杭州机动车限购的传言并不是最近才开始，早在去年天津限购之前，杭州地区就开始各种版本的机动车限购传言，总之，每次传言都被当地政府部门和交管部门“辟谣”。
而就在3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开始前2小时，某媒体汽车频道还在就网上转载的“限购新闻通稿”并致电杭州交管部门核实，工作人员依然始终强调限购的传言是“谣言”并进行辟谣，表示从未听说杭州地区机动车要限购的消息。
不少媒体均报道杭州市相关部门因对限购“辟谣”行为而失信，网民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杭州市民秦先生在接受中新网汽车频道采访时表示，自己也是从朋友那得知杭州限牌的消息，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上周买了一辆车。秦先生称，自己此前从天津限购开始便多次询问杭州交管部门是否将限牌，均被告知是谣言。
“多次狼来了，让百姓模糊了视线、车市乱了章法，也已让政府失信！面对疯抢的局面和限牌后的种种问题，杭州，你欠一个承诺，更欠一个解释！”大量网民对政府突然宣布限行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此前，天津在机动车限购政策实施后，一度让京津周边、河北地区和大连等部分城市陷入“限购恐慌”，一些地区的市民纷纷囤车囤牌，当时就包括了杭州。然而，近日杭州又一次“空降式”的汽车限购更加增加一些拥堵和雾霾严重地区的“限购恐慌”。
对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李锦教授指出，机动车限购是目前应对道路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方法。相比东京、巴黎和华盛顿等同样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中国的社会经济尚在发展，这个阶段出现的拥堵和雾霾等矛盾都是必然的，不能将中国的现状与一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国际大都市在治理拥堵和雾霾方面的成果相提并论。
李锦认为，目前通过机动车限购来缓解拥堵和雾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限购只是这个阶段的方法，并不代表以后会一直采用。
同时，国家督学、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做客人民微博“大智汇”微访谈时亦表示，政府在关乎民生的事情上不应向民众保密，必须阳光透明。突然袭击式的政策实施，只会丧失政府的公信力，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民众利益，引发腐败滋生。
罗崇敏认为，诚信社会的建立首先要建立诚信政府、阳光政府，而要打造阳光政府，就需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政策的制定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评估，同时加强对政策实施的监督。政府在作出关乎民生的决定时，应依法听证、民主决策、实施监督。
有很多网友在访谈中对杭州政府连番辟谣之后突然限牌、“辟谣”变“造谣”的做法表示不满，对此罗崇敏指出，将谣言变为事实、将事实变为谣言，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权谋文化的特性；而在现代民主化和信息化的社会，民众是不吃这一套的。
同时他强调，不管是“官谣”还是“私谣”，都是造谣，都要依法追究造谣者的责任。“民众对重要事件和政策的质疑问询，政府应该依法进行理性地反思，该调整的调整，该说明的说明，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不能搞突然袭击”。
在罗崇敏看来，限牌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特别是在限牌政策实施的时刻，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演了一场“闹剧”，乱了市场，乱了人心，失了政府的公信力。他强调，从这件事上，也表现出某些地方政府依然在用计划经济的观念和方法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政府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都有待提高。
罗崇敏认为，限牌有失社会公平、剥夺消费者权力、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从根本上看是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为此他建议，从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角度来看，限牌政策应取消，应改为从其他方面，如加强城市的科学规划、建立公共交通体系、提高油品排放标准、实施错峰限行、推广新能源汽车、鼓励民众理性购车等方面，解决目前存在的相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有评论分析指出，限牌、限行，关系到治堵、治霾，本意是为公众谋福利。但是上演“半夜鸡叫”，结果却只有“双输”——政府损了声望、百姓瘪了钱袋，值得反思。 据《全球华语广播网》日本观察员黄学清介绍，日本的政策法规出台之前，有关方面要在立法机构作出充分解释，同时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听证，因此，即使对最终结果并不满意，百姓还是能做到心中有数。
黄学清表示，在日本如果制定或修改一个政策法规需要长时间的研究审定，尤其是关系到民生的政策，会受到社会专家、相关团体、国会等各方的问询。例如在大地震以后，东京电力公司因为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增强出现了经营困，难提出电费涨价，虽然东电在提出涨价申请的时候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但是还是受到各方的质疑。
媒体、议员们、社会团体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公布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仅是相关政府官员，东京电力公司的高层也被召到国会，被要求详细回答质疑。除了收益、还被问及到管理层的减薪数额，裁员、出售疗养地等房产地产的情况，还有为何不拍卖收藏的艺术品等等问题。
因为关系到无数企业的经营和千家万户的生活，虽然东京电力公司不是国家企业，它在运营上的变动也要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如果是政府的政策要发生改变，那更是要经过长期的论证，比如消费税、国民年金的涨价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讨论，在国会上被反复提出才得以通过的。
而在澳大利亚，《全球华语广播网》澳大利亚观察员胡方称，在当地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没有所谓的小道消息，只有正在被讨论的消息。胡方表示，澳大利亚以及各个州领地政策的出台以及政府的大动作的行动之前，都会经过议会的讨论，在被议会讨论之前就已经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了。
比如像是最近一直在讨论的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是否要建立第二个机场，普通民众并不是在政府决定兴建机场的时候才会知道，相反在这个项目进行论证在进行议会讨论的时候，普通民众已经对它非常的关心了，所以在澳大利亚的报道经常并不是某一些政策要出台，相反媒体报道的重点是在于对于某一样政策是否要实施，不同的议员所持的不同的态度，对这个来进行报道。
而且，在澳洲，一项政策在讨论期间，调查机构还会进行相当多的民意调查，所以，当一项新政策出台的时候，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是旧闻了。
结语
截至目前，中国大地上已有七个城市施行“限牌”政策。从执行的效果来看，官方的说法与民众的感受反差巨大。在笔者看来，交通拥堵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必然出现的问题。与大力推广公交出行、加快构建合理快速的城市道理网络等措施相比，面对压力，各地政府往往更加倾向于采取“限牌”等赖政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