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工作能力确实很强，政治方面尤其突出。”童晓光回忆，“而他升的速度也的确太快了。”他至今依然认为,一个石油勘探工作者最应努力的方向，是成为精于业务和学术的研究型专家。
但身边包括周永康在内的诸多例子，无疑都朝着与他观点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多吃了，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那时候，他应该算是个相当不错的官员。”受访者杨广吉说。
老家辽宁海城的杨广吉知青出身，辽河石油会战之初前往油田钻井基层工作，1976年调入辽河石油勘探局钻井政治处做秘书。1978年，他开始跟随刚刚升任钻井处代理党委书记的周永康，四处跑基层，并为其撰写讲话材料。尽管已近20年没再见面，但他对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状态印象颇深。
早在此前一年两人便已相识。
1977年盛夏的某天，杨广吉被派遣前往高升石油会战前线(辽河会战中的一块油田)采访。刚驶出盘山县城，搭乘的运输卡车发动机出了故障，他只得站路边拦顺风车。
中午时候，一辆“212型”吉普车，带起一路黄土疾驰而来，在他面前一脚急刹车停下。当时能坐这款车型的，都得是处级以上领导。
“上哪去?”一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摇下车窗，上下打量一番，操着南方口音问。听罢去处，他冲车内歪歪头，示意上车。此人是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永康，也要去高升前线。
听闻杨广吉要去采访标兵连队85队，坐在副驾驶的周特地转过身嘱咐，该队精神内涵很丰富，一定要详细了解，挖出深层次的东西，“少写些大话、套话”。
采访完毕，周又把他送回了驻地。那次偶遇使杨广吉感觉，除口音之外，身材魁梧、大嗓门的周丝毫不像南方人，说话做事儿果断、“少有斯文”，脾气颇具北方人的豪爽。
之后在钻井处再次见面，周还打趣说：“小杨，咱是老熟人了，以后上哪去就跟我走，保你不用到处截车。”
此后，杨成为周的专职秘书。
在他的记忆里，周的生活作风极为简朴。每次去各个基层连队做调研时，周都只背一个黄色小挎包，有时候是杨广吉帮忙提着。里面只放三样东西：一个牛皮笔记本，一个搪瓷饭盒以及不锈钢勺子。周曾说，后两样吃饭的家伙，自其大学时期就没更换过新的，已用了十多年。
他不允许搞特殊化待遇，这一点杨言语间很是认同。周作为一把手的钻井处，实施半军事化管理，共有职工近万人，盘锦各个地区分散驻扎200多个基层连队。每次出差，饭点到了，去食堂打饭，当地的连队领导都不愿收两人的饭票。“你当大领导的大老远来我们这儿，吃顿饭还收你什么钱?”杨广吉描述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
杨广吉在井队呆过，了解伙食的价格，遇到这情况便会把饭票一扔，转身就走。他负责给周打饭，都是按照普通的一菜一饭标准—手拿两人的饭盆，四两米饭上各自帽(浇)上一勺菜。“也没什么好菜，都是炖白菜、萝卜条子之类的，没肉的8分，有肉的1毛5，一顿饭也就两三毛钱。”他说。和普通职工伙食标准一样，赶上没菜了就吃咸菜，从来不让食堂额外炒。
某次，一个小领导执意不让交饭钱，周永康发了很大的火，狠狠将其骂了一顿。杨广吉还能回忆起大致的内容：“他说，食堂是大伙儿的食堂，你拿了职工的让我多吃了、讨好我，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此外，几乎从没见周永康喝过酒。唯一的例外，是某次为钻井队庆功的宴会上，周以水代酒和“女子钻井队”班子集体碰杯，被女队员们强行换上了酒，周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