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女性并不适宜从事与石油相关的重度劳动性工作。70年代初，随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辽河石油勘探局相继成立了女子钻井队、采油队。当时，周永康很重视女子钻井队的建设。这批“铁姑娘”也成为油田里“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旗帜，多次受到表彰。
几位女工人回忆称，因为体力消耗大，不少姑娘“一顿能吃5个馒头，再加2两苞米饭”。时常有拉着一整车厢卫生纸的卡车，开进女子队伍驻扎的基层。不少人落下了颈椎病、关节炎等劳损性疾病的病根。
据一位当年女子钻井队的老队员回忆，1979年她因身体无法再负担重体力劳作，调走前曾去周永康家拜访告辞。周很温情地邀请她：“你这一去，可能一辈子就见不着面了，吃顿家常便饭再走吧。”
此时周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依然是个小平房。该女队员称，70年代末的大部分处级领导干部，都已开始置办新式家具，但周屋子里的柜子、桌子等大件，都还模样简陋老旧。王淑华有些不好意思地想她解释，这都是从周让亲戚从老家寄过来的旧家具。
三人围在一个小桌子前，共有四个菜。“很素净，我只记得有一盘炒鸡蛋。”她说。
领导与秘书
声调抑扬顿挫，带有浓重的齉鼻儿音，讲话很有水平—这可能是大多数参加过钻井处
集体大会的油田职工，对周永康的印象。
不过这位领导的名字，更多时候频繁出现连队大喇叭的广播中、油田简报的通讯稿里以及传达各项运动精神的文件落款处。
钻井被称作油田的龙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辽河油田进入快速发展期，每年都要交付一大批新井以扩大产量。据杨广吉描述，从上到下，人人都想“大块干上”，会战接连不断。那段时间，周显示出格外旺盛的精力。
尽管单位离家只有两公里距离，他却很少回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办公室里。白天外出下基层、跑钻井现场，晚上经常主持领导班子开各类会议，一开就到半夜甚至天亮。因此，负责做会议记录的杨广吉也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晚12点前一般不敢睡觉”。
周的工作热情不仅体现在抓钻井生产方面。
1979年2月16日晚，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的前一天晚上，钻井处负责传达中央的作战通知，忙碌到深夜。半夜正准备睡觉的杨广吉接到周永康的电话。其声音急切，要求通知办公室机关人员连夜讨论并收集情况，早7点必须拿出综合材料。前半夜为“深入传达中央精神”，周已跑遍油田各个会战现场。
因为家里没电话，无法通知其他同事，杨广吉只得回办公室自己写。凌晨1点多，从前线赶回来的周永康推门而入，颇为亢奋地告知：“现在下边士气很高，我们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促进钻井生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搞好教育发动。”杨广吉连夜写出一篇《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加快钻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自卫反击战斗》的简报，并于17日上午以最快速度发送到了各基层单位。
不久，钻井处一批运输大队解放卡车的蓝色车皮，涂上部队的迷彩漆，并集中了很多司机作为军车驾驶员，准备支援前线了。
每次周永康看自己写的材料，杨广吉都颇为忐忑。同年年底年终总结时，周永康得至某井队一名车工，在患有“左中心型”肺癌后仍坚持上班。他非常重视这个典型，要求杨广吉进一步汇报，结果认为情况不够详细，大发雷霆。他责令杨广吉先后三次去井队了解情况，写了一篇汇报材料，该工人当年迅速被勘探局树立为劳动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