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开始，李嘉诚的一系列海外投资布局和出售资产行为就被香港媒体解读为“撤资”，并引发了舆论的声讨。但李嘉诚的行为并没有随着民众的反对声音而有所改变，相反，他启动世纪大重组——长江实业(长实)及和记黄埔(和黄)合并重组，两集团资产最终将分拆为两间以开曼群岛为注册地的新公司，并在港上市。
不过，关于李嘉诚的行为究竟是否算“撤资”，经济界仍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包括李嘉诚自己都表示这只是正常的投资行为，是在进行全球化布局的调整而已，对于注册地更改为开曼群岛也只是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已，不存在撤资和逃离之说。
但是能让李嘉诚做被称为“世纪大重组”这么的大动作，其原因绝非单纯的为了企业分配红利那么简单。抛开利益原因不谈，笔者认为李嘉诚的“撤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策避险，二是回归让其发家的公共事业。
政策避险方面，李嘉诚已经多次公开表示对香港的前途觉得暗淡。李嘉诚始终将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和良好政商关系摆在首位。然而香港不断激化的排斥大陆行为，和泛民选举抗议事件，让李嘉诚担心香港有一天会步乌克兰的后尘，陷入混乱。特别是李嘉诚对大陆设立自由贸易区特别关注，他也曾在媒体上表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会极大的削弱香港的经济地位，“留给香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现在香港面对的不只是上海一个自贸区，从沿海到内陆，都将建立起自贸区，改革的速度大大超乎业界预期，李嘉诚也加快的逃离的速度。
同时，大陆也是李嘉诚撤资的源头之一。这并不是因为大陆的政治环境不稳定，而是因为在中央新一轮的人事调整之后，李嘉诚原先建立的庞大政府关系网已经所剩无几。李嘉诚认为，在大陆经商，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十分重要。比如东长安街1号、亚洲最大商业建筑群“东方广场”，如果没有中央级别的高层点头，在89年的大陆是不可能完成的项目。李嘉诚更是动用人脉早早就把作为接班人的两个儿子送进了政协，李泽钜连续16年进入全国政协，李泽钜曾担任第十届、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但是在中央进行人事调整之后，李嘉诚逐渐发现面对的面孔越来越生。更重要的是，在高压反腐之下，官员不敢为企业家出头和站台，哪怕是合理的行为也要掂量再三。而且对之前打交道的官员知根知底的李嘉诚明白，其中有些官员大有在反腐浪潮中锒铛入狱的可能，届时自己也会被在媒体上戴高帽游街，和饱受舆论与竞争对手的指责。加上大陆的房地产已经陷入了衰退，那么也到离开的时候了。
此外，李嘉诚的“撤资”还可以看做一种回归，即离开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与地产项目，重新回归靠香港地铁招标让其发家的公共事业。李嘉诚在地产项目上浸淫了几十年，这虽然为其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是也让他担惊受怕不少。不论是香港地产，还是大陆地产，都越来越呈现出飘忽不定的走势。李嘉诚毕竟年老了，家业也大了，考虑的更多是守江山而非打江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高风险的房地产项目，重新回到公共事业项目也就在情理之中。
于是在一年的时间里，李嘉诚就在欧洲达成了五项总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其中包括英国的水处理和天然气配送，以及遍布全欧洲的电信网络建设。这背后的潜台词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在欧洲经济整体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和争取选民，会更多的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即加大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如此一来，在此领域的投入除了不会赔本之外，还有了更大的价值，即为拥有强大建设能力和中国背景的李嘉诚，提供了获得未来欧洲天量基建项目竞标权的敲门砖，大大提高了中标的筹码，这可是无价之宝。
如今一些人对李嘉诚的撤资哀叹一片，觉得风向标的李嘉诚一走，说明经济形势变差，日子将不好过了。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地球是圆的，东边不亮西边亮，如今也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大好良机。与其一味盯着国外的矿山和油田，还不如多投资些能服务当地民生的项目，让自己的投资长线化。相比通过贿赂当地官员和利用政府施压，这才是真正懂政治的表现。不要总是像某些国企在拉美一样搞一揽子买卖，落个让当地群众赶出来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