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专车软件与高居不下的份子钱造成的双重压力下，多地出租车司机开始了抗议和罢运。13日，出租车罢运全面爆发，包括长春、济南、成都、南昌在内多个省会城市全线开花，堪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出租车司机的罢运实质上就是行业罢工行为。对于广义上的工人阶级来说，通过罢工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是最后的手段，并不应当是唯一手段。而罢工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正面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的出租车环境下，笔者认为跟风采取罢运来维权的方法就是典型的蠢招。
首先，出租车罢运找错了矛盾对象。罢运行为将自己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绑定在了一起，以此要挟政府对专车软件进行限制和约束。但是这个逻辑中错误的一点在于，群众越来越多的选择专车出行，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样，罢运行为在管理者眼里就变成了，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出租车公司）煽动其工作人员，阻挠社会变革和群众正常出行的群体性事件。不会以罢工行为来定性，处理手段也不会柔和，因此各地政府纷纷调动了警察来应对，部分地区甚至采取了高压方式。
其次，出租车罢运行为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但无助于改变自身陷入困难的现状，反倒有利于对手的发展。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6月份，欧洲也曾经发生过出租车司机针对手机专车软件的大罢工。然而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当天难以打到车，另一方面是罢工等于变相通过新闻方式为专车软件做了宣传。结果罢工并没有起到目的不说，罢工当日专车软件的用户注册数比一周上涨了8.5倍。罢工等于把客户拱手送给了对手，使用专车软件的人比罢工前更多了。
再次，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下，行业罢工有很高的舆论风险，很难得到社会同情。中国更看重社会整体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要挟整体利益来达到小集团利益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的指责。如今正是这样，舆论普遍认为冤有头债有主，出租车司机不该针对专车进行罢运，让其陷入困境的是高额的份子钱，是坐收利益的出租车公司。制度不改，群众永远是受害者。出租车司机不该采取这种激进，让自己出行遇到困难的方式来实现利益诉求，这种行为在网络上备受指责。
最后，罢运并无益于改变自身行业的困难现状。虽说导致出租车司机收入减少的直接原因是专车软件，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专车软件是市场巨大需求所倒逼出来的产物。存在即合理，这种市场自己衍生出来的经营方式符合了经济规律，从政策层面虽然可以简单禁止，但是难以消除。美国还曾经搞过禁酒令，最后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政策和市场对着干从没有什么好下场，政府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交通委才会说出“鼓励创新但禁止私家车接入”的矛盾表态。即便是几个专车软件消失了，其他变相可以实现专车的软件，通过社交网络软件进行约车的方式都可以进行代替。唯一不变的是，群众的出行需求还会持续增长。从供需角度出发，出租车数量不变，服务态度不改，专车市场只会越来越大。
因此，出租车罢运维权行为并不可取。在现行制度下，最后导致市场发生变革的，一定不会是罢运带来的政府压力，而是出租车公司由于利益大幅下滑和司机流失主动进行的改革。这一出路要靠市场调节来完成，现在市场已经在调节了，我们不去出动适应这个调节，反倒希望通过社会压力来逼迫政府通过行政命令逆转市场的变化。这岂不是螳臂挡车，又怎么不是蠢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