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容公务员社保并轨是“突如其来”，但实际上从2014年年初的时候这一方案就已经在起草中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也频繁在推波助澜，把持续高烧不断升温的国考热潮和集体癔症般的大面积怨怒的矛盾抛到世人面前，为公务员改革造势。
在中国，任何全社会范围的讨论都带有很强的官方改革背景。特别是诸多官方媒体参与，并态度相对较为一致的讨论，其背后往往是政府为了某重要且比较艰难的改革在做舆论铺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好，延迟退休改革也罢，都是在为了说服群众和既得利益群体接受改革。
而在舆论讨论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不容否认的是，公务员改革已经拖不下去了。政府必须通过改革一揽子解决社会问题，否则整个行政体系难以维系不说，其他改革也无法推行下去。由此笔者也认为，公务员改革在涨薪、并轨之后，还有第三步要走，即大面积的裁员。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公务员改革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政府当前迫切地需要在减税负、保民生和高昂的行政开支中间寻找平衡。去年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编写的《第三轮改革-中国改革报告2014》指出，当前中国企业赋税之高，世所罕见，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据估算，中国行政开支占到了财政收入的比例近一半，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高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等民生支出，被称为“最昂贵的政府”。政府急迫地需要在行政开支上实现节流，释放庞大的养老支出无疑是上策。如此，实施并轨，用现有的公职人员收入养退休人员是最好选择。
同时政府还要解决养老账户危机问题。中国遭遇未富先老，政府不得不提高退休年龄，但养老双轨制却成为了舆论反对延迟退休的重要话语武器。不仅如此，双轨制的存在也让整个养老体系混乱，难以进一步的市场化和扩大化，其并轨迫在眉睫，却由于公务员队伍的抵制举步维艰。很难想象中央可以不施以恩惠就完成并轨，可以说，涨工资和并轨必须同时实施。
而政府在节约收支和推行延迟退休之外，还要同步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机构人员的过于臃肿了。大部制合并，以及省管县改革相继完成，大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随着城镇化和实用性的目的也重新进行了调整。但是部门、区少了，工作人员却没有减少，出现了一个部门两倍甚至数倍工作人员的局面，公务员大裁减势在必行。但在原有的铁饭碗制度下，公务员的裁员是不可能。《公务员法》的实施，客观保护起了这一队伍的既定福利待遇。但在政府又急切的需要把一部分公职人员推到社会上去的情况下，就必须将双方原有养老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实现并轨，唯有这样才能走下一步。
所以涨薪是并轨改革的前提，并轨又为裁员铺路。笔者认为，在2015年下半年或2016年，中央会采取两手走的方式：一手鼓励公职人员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另一手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按工作重新定岗，强迫末尾淘汰和区域、单位的定额裁员。或许在这一过程中，未必会使用裁员的说法，但在中央明确不增加财政供养人员的红线下，任何有关岗位和职务的重新调整就将意味着裁员。
而也唯有裁员一条路可以让公务员和群众都满意。只有解决财政供养人员过多的问题，才能在提高了公务员个体收入，增加了其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不增加整体开支，不让群众反感，又可以顺利完成改革。最终达到提高行政效率，并挽救由于民生投入不足和效率低下导致的政府合法性不断下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