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今年8月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3%;实现净利润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7%。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含少数股东损益/权益)为5.5%，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为5.3%。
为何国企薪酬改革讨论多年未定论?
为了规范央企高管的薪酬管理，2009年，人社部、国资委等6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央金融企业及铁路、烟草、邮政等行业的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提出统一、规范的原则和要求。
此次经过审议，但尚未通过的《改革方案》和《规范意见》与上述意见的直接牵头起草方一致。目前，《改革方案》内文尚未公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薪酬制度改革之所以历经数年未能定论，是由于有部分先天不足，亦和市场化和现代企业治理方向有落差。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发展与改革研究部部长王志刚说，未来大部分国企如改革到位，央企高管的薪酬应该由董事会决定。在此期间，也可能出现“过渡性改革方案”。王志刚认为，我国国企的现实情况是，大量国企的领导人，身份仍是国家干部，其管理机构是国家组织部委，并未真正市场化，相应的，其薪酬亦处在尴尬的半市场化之间。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认为，国资委已初步建立了国企负责人薪酬管理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薪酬与企业效益挂钩、效益升薪酬升、效益降薪酬降的激励机制，部分解决了企业负责人之间薪酬水平差距和增长机制不合理的问题。
当时制订的薪酬管理办法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年薪制，将薪酬分为基本薪酬与奖励薪酬两部分，奖励薪酬占薪酬总量的60%左右。年薪制以经营业绩的考核为基础，根据对企业的考核结果决定年度薪酬的水平。为了约束企业负责人的短期行为，奖励薪酬的40%(相当于全部薪酬的近1/4)要在任期考核之后才能兑现。
由于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薪酬能上不能下的问题。2004年以来累计已有190户央企的负责人因未完成考核目标而被降低了薪酬。
在激励方式上，为使国企薪酬与市场竞争企业和国际接轨，国资委先后制定出台了境内外企业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对境内外上市公司试行股权激励做出了明确规定，改变了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激励机制不完善特别是缺乏长期激励的状况，为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奠定了政策基础。
当时，已批准了53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同时出台了科研型企业股权激励的办法，正在有条件的5户企业中进行试点。可以说，在激励方式上已经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基本接轨。
国资委内部也提出进一步改革难点：一个问题是由国资委直接决定国企负责人薪酬的做法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难以充分发挥薪酬激励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高管的薪酬是由企业的董事会代表出资人确定的。国资委不可能按照每个企业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精准考核并决定其薪酬，任何个性化的做法都必定会引起其他企业的攀比。由此导致激励不足与过度激励同时并存。
另外，此前制度对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没有实行分类管理。因此对于完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这种激励方式和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但对于具有一定垄断性质或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则可能存在激励过度的问题。
熊志军还指出，市场化的薪酬本质上是出资人对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本质上虽然也是企业的经理人，但又很难说是完全职业化的。职业化的方式应该由董事会根据企业的需要从不同的方面进行选聘，但目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选聘方式主要还是组织任命;另一方面国企负责人的职业与党政干部常常是交叉的，两类不同性质的职业通道遵循同一个选聘任命的规则，甚至由同一个部门行使职权。非职业化，也造成了长期激励机制的缺乏。
正是上述多个原因，导致薪酬制度改革争议数年未能出台。王志刚认为，目前中央决心推进国企改革，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相比较之下牵动小众利益，最易推进，因此将其率先推出，方案顺利通过审议的可能性很大。但如果建立现代企业董事会制度等国企后续改革不到位，或为过渡性改革方案。
如何应对央企高管“反改革”?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享受着行政化的待遇。这些企业高管除了享受企业的正常待遇外，还存在着相当多不合理的职务消费。而仅在工资待遇方面，央企高管的待遇增幅也明显超过普通员工待遇增幅。更有甚者，一些央企在出现巨亏时，高管待遇不降反升。例如，2012年，42家央企出现巨亏，但其高管仍然享受着高薪待遇。“行政内解决级别问题，国企内解决待遇问题”，坦率地说，成为不少人完美的“职业规划”。但这一做法，不仅违背了央企作为国有资产的定位，而且直接拉大甚至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并且具体指出，“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但客观地说，这一条的落地恐怕不可避免地面临利益掣肘。
因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专题讨论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意味着这项改革已经不是简单地从收入分配改革角度来推进，而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来推进。对央企高管既明确提出了理念要求，即“要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也提出了改革的落地方法 ，即“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