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总史无前例的春运期间60天的预售期、15天的免费退票期，让饱受春运回家难的人怨声载道，也让实名制后几近消亡的黄牛党重返舞台，还小发了一笔。
虽然骂声一片，但铁总推超长预售自然是有其道理的。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不论是航空公司，还是铁路公司，都采取了超长预售的营销策略，因为此举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即通过拉长服务预约时间的方式，保证上座率，达到利益最大化。
但是铁总的照猫画虎却忽略了中国的两个国情：一是春运期间根本不存在上座率不足的担忧；二是我们的超长预售并没有提供车票价格的优惠。这样一来的结果是，人们并没有从超长预售中得到好处，依然买不到票，甚至买票难的问题还因为超长预售一定程度上加重了。
一方面，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请假难和放假无自主权的现象，无法实现行程的自由决定。换言之，大部分中国人只知道自己过年肯定要回老家，知道自己回去的大概时间段，但是无法确定什么时候回去，因此只好大量囤积可能票源，采购自己所有可能性回家时段的车票。
另一方面，超长预售造成了不同群体的AB需求交错，加重了资源紧张。本来，大年三十的票对于A类群体是A类资源，大年二十九的票对于B类群体是A类资源。但由于资源紧张，A、B群体无法保证自己必然可以获得各自的A类资源。所以为了保证基本需求，他们也会同时囤积B类资源。这就造成了资源的叠加争抢，其结果很可能是资源的供给没有变化，但双方都得到的是B类资源，资源配置极差化。
这种情况与机动车摇号政策是一样的道理。对于甲来说，其一个月左右购车是最优结果；对于乙来说，其一年左右购车是最优结果。但摇号让乙一个月就中签获得了购车资格，甲却等了三年都才中。虽然宏观来看，资源的供给没有变化，但是对于甲乙来说，他们都没从政策中获益。
所以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的逻辑思路需要调整。之所以会出现火车票超长预售、机动车摇号这样的资源调配错误做法，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政策制定者只考虑宏观层面，不去考虑微观个体；只考虑了政策的结果，没有考虑到运行的过程，和客体的感受。而其结果就是群众对其做法不买账，虽然一点活也没少干，但却惹了一屁股骚。
此外，对于媒体报道“黄牛党感谢火车售票新政”的说法，笔者倒认为黄牛党的存否与售票政策无关，只不过超长预售给予了其更大的操作空间罢了。铁总之前还试图通过实名制消除黄牛党，但实践证明并不成功。事实证明，只要存在资源紧缺情况，那么就会有黄牛党，这是根本原因。实名制和互联网售票只不过抬高了黄牛党的从业技术门槛罢了，并不会让其消亡。
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重视的一点是，在抬高黄牛技术门槛的同时，普通群众的购票门槛也被相应提高了。自推行互联网购票以来，低技术者（民工等低端行业工作人员）不断被边缘化，呈现出购票越来越困难的局面。部分黄牛为其代购，甚至可以算做好事了。但是由于中国的舆论声音，特别是民间舆论主要集中在网络上，连网络购票都不会的他们更不可能发出声音，所以这进一步加速了他们利益的丧失。
当然我们要承认，不论是过去的铁道部，还是如今的铁总，都为了解决春运难问题在努力，这是要肯定的，但是其做法和方向都仍需要再斟酌。就春运的超长预售来说，如果进行中期评价，其应当是失败的。不过离春节毕竟还有两月，虽热门事端已预售一空，但铁总仍能亡羊补牢，在剩余和回收票源上进行适度的调整，并在今后调整策略，那亦犹未晚也。
王亚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