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PSL，不仅定机构，而且确定价格，这样定向操作效果甚至不如以下尝试，如率先确定一个额度，让各家银行以新增棚户区贷款做为抵押，招标决定利率。当然，即便有这样的改进措施，笔者也始终认为，定向投放也始终有悖于市场化初衷，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
例如，已有媒体报道，早前对小微企业定向支持的资金也有流向房地产企业的迹象。其实，行政措施无法改变资金的逐利性，况且资本天生逐利，本无可厚非，将非常规措施寄予过高希望，期待其能起到保各方周全的效果，甚至取代常规政策使用，可能自始便是拜错了师，学错了艺。
如此看来，当前央行通过PSL等创新手段实际上是货币政策承担改革发展任务下，面对结构性矛盾所采取的次优选择，只应作为过度性措施，并非长期框架内容。在此，笔者也提醒，对待国际经验需多加甄别，各国所处阶段不同，努力方向有异，将定向操作看成是应对结构性矛盾的良药，恐怕也有贻误结构调整，固化结构矛盾的风险。
3、央行应一手减负，一手加责
实际上，央行早在《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表达了对定向工具使用的担忧，如其中提到“货币政策主要还是总量政策，其结构引导作用是辅助性的，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措施若长期实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这说明当前对于新货币政策框架的理解是有偏误的。相反，笔者认为，中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很多问题的产生与改革不完善有关，新框架被广泛引用有负面影响，不仅有混淆改革方向之嫌，更严重的是，容易引起误解进而影响改革的推进。
对此，笔者认为，未来央行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一手减负，一手加责。所谓减负，即增强央行独立性，降低对货币政策调结构的期望，从更高层面协调推进改革，特别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政府机制改革需要加快。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理顺当前央行面临的困境，缓解定向货币政策难以承受之重。
所谓加责，即央行责任重大，在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虽然美联储新政策框架尚待论证，但其加大与市场沟通无疑是值得中国央行借鉴学习的。央行在现有框架下，未来至少有如下努力是可以做出的：
一是加强与市场沟通。在笔者看来，对于市场疑问，央行应该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回答相关问题；遗憾的是，央行在与市场沟通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例如，近期央行网站上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4年第三季度例会》的新闻稿本可以成为市场了解央行货币政策意图的重要内容，但仔细阅读，不难发现，里面内容不多，且与二季度鲜有差别，让市场很难获得更多信息。
二是给出央行对经济形势与通胀的预测情况，虽然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对此有所涉及，但仍然较为笼统，唯有清晰的判断才有助于帮助市场分析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样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4年第三季度例会》为例，文稿中提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物价基本稳定，但形势的错综复杂不可低估。如果此处给出经济增长、通胀、以及对海外经济的判断，方能传递更多信息。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货币政策新框架的理解与运用还需谨慎处之，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全球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共识之处着手，发展各类金融市场，打造基准利率体系，尽早形成反映流动性偏好与风险溢价的收益率曲线是比寻找新框架更为紧迫的任务。
